双语·像爱丽丝的小镇 第四章

第四章

“天啊，”我说，“实在是太悲惨了。”

她抬起头。“不必惊讶，”她说，“战争就是这样的。那是很久之前，到现在差不多有六年了。渚蒲大尉也已经被绞死了——不是因为这件事，而是因为他在铁路上犯下的暴行。时过境迁，我几乎都想不起来了。”

关丹果然没有女子战俘营，渚蒲大尉也不喜欢让许多妇女和孩子打扰他。死刑中午时分在一个游乐场里执行，从那里可以俯瞰一片网球场。双手被钉在树上的身体鲜血淋漓，体无完肤。它一停止扭动，渚蒲大尉马上让这些女人和孩子在他面前站成一排。

“你们都是很坏的人，”他说，“没有给你们的地方。我让你们去哥打巴鲁。你们现在就走。”

他们一言不发，跌跌撞撞地上路了。他们的心被绝望笼罩，只想赶快逃离这个恐怖的地方。护送他们从金马士过来的中士仍然被派作看守，因为他恬不知耻地参与了分赃。命令他继续和他们待在一起，是对他的惩罚，因为在日本人眼里，所有这些战俘都是卑劣无耻的生物，押送他们也是一件下流丢脸的工作，只能由那些最低贱的人来干。一个光荣的日本军人宁可自杀也不会甘心被俘。也许为了强调这一点，那位普通士兵被带走了，所以从关丹开始，这个中士就是他们唯一的看守。

他们就这样再次上路，日复一日地延挨着。他们离开关丹的时候大约是七月中旬。从关丹到哥打巴鲁有大约两百英里路程，算上疾病将引致的耽搁，琴预计这一次至少要走两个月。

第一天他们走到了勿沙莱，海边的一个渔村，沙滩边缘有雪白的珊瑚沙和棕榈树。这个地方风光秀丽，但他们几近无眠，因为几乎所有孩子都因恐怖的记忆失魂丧魄，整夜哭泣，无法入寐。他们无法在如此靠近关丹的地方停留，第二天就继续上路。经过短暂的行程，他们到达巴洛，另一个海边渔村，棕榈树更为繁茂。他们在这里休息了一天。

他们渐渐意识到自己进入了一片新天地。马来亚东北部海岸漂亮宜人，也更加健康。它景色优美，海岬周围岩石满布，满是沙子的海滩绵延曲折，边缘点缀着棕榈树，海风清爽新鲜，悠悠不绝。更重要的是，所有村庄都能供应大量鲜鱼。他们离开帕农至今，第一次获得充足的蛋白质搭配米饭，健康马上好转。大部分人至少每天在温暖的海水里洗一次澡，他们罹患的某些皮肤病——尽管不是全部——也开始在这种盐水疗法中逐渐痊愈。多月来孩子们头一次有充沛的体能玩耍嬉戏。

实际上，除了中士，所有人的状态都变好了。他现在对这群女人疑心重重，几乎不帮她们抱小孩儿，也不以任何其他方式帮助她们了。他似乎对于所受的谴责耿耿于怀，而且也失去了可以交谈的同伴。他总是精神不振，晚上坐得离她们远远的，一脸阴沉。有一两次，琴忽然意识到自己正在故意尝试鼓励他振作，仿佛他倒是战俘，而她却成了看守。一路上他们很少碰到日本人，只是偶尔会看到河村或者小机场上的分队驻地。他们每次经过驻地，中士都会把自己收拾得漂漂亮亮，向主管军官作报告，军官通常会过来检查他们。但在关丹和哥打巴鲁之间几乎没有工业设施和比渔村大的小镇，也没有人认为敌人会袭击马来半岛东部。有好几次，女人们连续一周连一个日本人也没看见，除了中士之外。

他们慢慢沿着海岸往北走，妇女和孩子们的状况大为改善。六个月前，他们无助地从帕农出发，但现在这群战俘已经非同往日。死亡无情地淘汰了那些最弱的成员，把他们的数量减至原来一半左右，这样一来，村子为他们安排住宿和伙食就容易多了。他们的经验也大为增加，学会了怎样使用当地疗法对付疟疾和痢疾，并和当地人一样穿衣、洗澡和睡觉。因此，与他们之前拒向原始条件屈服，努力挣扎维持西方生活方式的时候相比，他们现在拥有的闲暇时间大为增加。每隔一天走十英里已然不再是一个沉重的负担。在休息日，女人们能抽出更多时间陪伴孩子。不久，曾任小学女校长的沃纳太太为孩子们开班授课，上课成了休息日的常规活动。

琴开始教小宝贝罗宾·霍兰走路。他恢复了健壮的体魄，并变得很沉，因为他现在已经十六个月大，琴快要背不动他了。气候炎热，她从未给他穿过任何衣服。他身无挂碍，在棕榈树和木麻黄树荫里，或在阳光下的沙滩上，像个马来婴儿一样赤身裸体地爬来爬去，并晒得跟马来婴儿差不多一样黑。

接下来几周，他们慢慢沿着海岸往北走，经过许多渔村，像乌拉、真德、卡隆、珀农乔角、甘马仕，等等。他们偶尔染病，当很多人都排汗退烧时，就随地停留几天，但再也没有人死去。关丹留给他们的死亡恐惧，是最后一次，每个人都对之讳莫如深，因为没有人想唤起其他人的可怖回忆。但是，每个人却又都暗中认为，这个惨剧恰好是他们命运的转捩点。

弗里思太太的存在大大加深了这个念头。她是一位小个子的虔诚女士，恪守时辰早晚祈祷。正是弗里思太太永远知道哪天是星期天：那天她会大声向任何听众念上一个小时祈祷书和圣经。如果碰上休息日，她会猜算时间，尽量在十一点开始这项服务，因为晨祷理应在此时进行。

弗里思太太试图为他们遇到的每一件事情寻找上帝之手。循着这种思路来冥想他们的经历，她猛然领悟到某种相似性。圣人受难的故事，她烂熟于心，现在她亲眼见证了另外一个。在她心目中，这位澳洲人有治愈疾病的力量，因为他给他们带来的药物治好了她的痢疾和庄妮·霍斯福尔的皮癣。并且，毫无疑问的是，在他为他们牺牲之后，他们每一所遇都仿佛恩受祝福。上帝把儿子送到了巴勒斯坦。难道他在马来亚重演了这个故事？

遭蒙持续巨大苦难的男男女女，被完全切断了和之前生活的联系，过上一种完全异样的生活，常常会形成奇怪的心理特质。弗里思太太并没有把自己的观点强加到其他人身上，然而，她开始逐渐相信的事情还是不可避免地为其他女人所知悉。大家初时心存怀疑，但都认为这件事情比其他一切更需要深刻和谨慎的思考。大部分女人过去一有机会就去教堂，几乎全属低教会派，内心深处一直渴望得到上帝的帮助。随着她们的身体健康一周周改善，宗教思想能力逐步增强，时间也渐渐冲淡了关于澳大利亚人的准确记忆。这种记忆变得充满敬畏，泛着玫瑰色，脱离了现实。如果弗里思太太相信的这个奇迹有可能是真的，实际上意味着她们被置于上帝手中，没有东西可以碰她们，她们会战胜万难，熬过苦境，终将重新获得她们的家园、丈夫和西方生活方式。她们重获力量，继续前行。

琴并没有做任何事来驱散这些幻想，因为它们明显对女人们大有益处，但她自己却不为所动。她最年轻，也是唯一一个未婚姑娘，对于乔·哈曼的印象跟其他人大相径庭。她认识的他不过是一个普通人，一个普通的男人。当他回来跟她谈话的时候，她已经变得更漂亮迷人。她下意识地采取了防范措施，让他一直叫她土著太太。如果她臀上的婴儿使他误会她跟其他女人一样已为人妻，那也无妨。在那些热带村庄的炎热夜晚，他们几乎衣不蔽体。那个地方不守常规，甚至根本毫无规则可言，如果他知道她是个未婚姑娘，她敢说他们两人之间可能发生任何事情，而且可能猝不及防。她因他而起的悲伤，相比其他妇女而言更真实，也深刻得多，并且丝毫不是因为她认为他是个神圣的人。她很肯定他不是。

八月末，他们来到一条名叫瓜拉德朗的村子，大概在关丹和哥打巴鲁的半途。德朗是一条河流，短小泥泞，蜿蜒经过一片平坦的稻米种植区，流入大海，村子就坐落在河流南岸的河口沙洲内。这是一个秀美的地方，棕榈树和木麻黄树青葱茂盛，南中国海的巨浪拍打着绵长的玉白色沙滩，碎成点点银雪。村民以打鱼和种植稻米为生。河里停泊着大约十五艘用于出海捕鱼的渔船，是一种大型开放式帆船，头尾装饰着高高扁扁的奇怪雕像。村子里有一块用作广场的空地，周围聚集着用木头和棕榈叶搭建而成的当地店铺，后面有一个紧靠河岸的米仓。这个米仓当时是空的，女人们带着孩子住在里面。

中士在这里病倒了，发起烧来，很有可能是得了疟疾。关丹一事之后，他性情大变，一路上阴沉忧郁，仿佛深觉孤单寂寞。女人们越来越健壮，他却变得越来越虚弱。一开始她们都觉得很奇怪，因为他以前从未生过病。这个小个子男人怪异、丑陋又野蛮，她们看见他一蹶不振，最初都感到轻松愉快，但随着他日益身心交病，她们反而开始蒙受一种相反的感觉。他和她们共度了漫长的时光，也在职责范围内竭尽所能减轻她们的负担。在路上，他心甘情愿地抱着她们的孩子，孩子去世时，他黯然哭泣。后来他烧得很厉害，她们便轮流帮他拿着来复枪、紧身短上衣、靴子和包裹。所以当这群人到达村子时，走成了一个很奇怪的队列：一个只穿着长裤的小个子黄种男人被沃纳太太牵着，头晕目眩地踉跄而行。他光着脚走更舒服。其他女人走在他们后面，拿着他的整套装备和她们自己的行囊。

琴找到村子的首领，一个大约五十岁，名叫马特·阿明·宾·泰布的男人，向他解释情况。“我们是战俘，”她说，“要从关丹步行到哥打巴鲁，这个日本人是我们的看守。他生病发烧了，我们必须找一间阴凉的屋子让他躺下休息。他有权以日本皇军的名义开具收据，支付我们的食宿费。他康复之后就会这样做的，会给你们开一张收据。我们自己也必须找地方住宿和吃饭。”

马特·阿明说：“我没有能给白人夫人睡觉的地方。”

琴说：“我们已经不再是白人夫人了。我们是战俘，已经习惯了和你们的妇女一样生活。我们需要的只是一个屋顶和一块可以睡觉的地板，并借用锅、米、蔬菜和一点点鱼或肉。”

“我们自己吃的你们都可以吃，”他说，“但看到你们这些夫人如此落魄，真是让人感到奇怪。”

他把中士带进自己的屋子，用椰子纤维填充出一张褥子和一个枕头给他。他想把一个明显是他自己平日用的蚊帐给中士，但妇女们拒绝了，因为她们知道中士需要尽可能多的凉风。她们帮他脱掉裤子，穿上纱笼，扶他躺到床上。她们的奎宁已经用光了，但首领用自己的配方调制了一剂药。她们给中士喝了一点，就把他留给首领的妻子照顾，去找自己落脚的地方和食物。

中士整个晚上都烧得很厉害。她们第二天早上去看望他的时候，他看起来一点也不好。他仍然发着高烧，变得虚弱了很多，她们觉得他好像已经放弃了，那是一个不祥的征兆。那天，她们轮流坐在他身旁，给他洗脸、擦身子，不时跟他说话，试图引起他的兴趣，但并不怎么成功。晚上，琴坐在他身旁，他毫无生气地朝天躺着，汗流如注，她问什么都不答应。

她想找点东西来吸引他的注意，于是拉过他的紧身短上衣，在口袋里摸寻收据本。她在口袋里找到了一张照片，上面有一个日本女人和四个小孩，站在一间屋子的入口处。她说：“军曹，这是你的孩子吗？”然后递给他。他拿过去，一言不发，也没有看。然后他把照片递回给琴，示意她放回去。

她一边把夹克放回原位，一边看着他。眼泪从他的眼中流出，淌下，混入脸颊上的汗珠。她非常轻柔地把它们拭去了。

他越来越虚弱，两天后在夜里去世了。似乎没有特别的理由可以解释他的离世，但在关丹所受的侮辱可能一直重重地压在他的心上，使他失去了活下去的兴趣和愿望。她们第二天把他葬在村子外的穆斯林墓地里，几乎所有人都为他哭了一阵，把他当作一位珍贵的老朋友。

他们因为中士的死而陷入了非常尴尬的处境，成了没有看守的战俘。葬礼当天晚上，妇女们深入而详细地探讨了目前的状况。“我看不出来为什么我们不应该留在这里，原地不动，”弗里思太太说，“这是一个很不错的地方。它确实很不错，不比我们之前去过的任何一个地方差。那是他说的，我们应该找一个地方，不再奔波，安顿下来。”

琴说：“我知道。但我们必须先确定两件事情。第一，日本兵终有一天会发现我们在这里生活，这样一来首领就会因为擅自收留我们而受到惩罚。日本兵很可能会杀了他，大家都很清楚他们是什么人。”

“也许他们根本就不会发现我们呢？”普莱斯太太说。

“我不相信马特·阿明是愿意冒这种险的人，”琴说，“他也毫无冒险的理由。如果我们留下来，他会立刻去找日本兵，告诉他们我们在这里。”她顿了顿，“第二，我们不能仅仅凭着白人夫人的身份，就期望这个村子会一直无限期供养我们十七个人。他们会把我们的消息通知日本兵，只是为了甩掉我们这个包袱。”

弗里思太太精明地说：“也许我们可以自己种粮食。我们来的时候看到有一半的稻田今年尚未播种。”

琴看着她说：“非常正确——那些田现在荒着。我真想知道原因。”

“肯定是因为所有男人都去打仗了，”沃纳太太说，“作为苦力修建那条铁路什么的。”

琴慢慢地说：“大家怎么看？如果我们去告诉马特·阿明，只要他让我们留下来，我们就下地干活，你们觉得怎么样？”

普莱斯太太冷笑道：“我？以我这体型？在齐膝深的泥和水里走来走去，把秧苗插进地里，就像大家看见的马来亚女孩那样？”

琴满怀歉意地说：“那只是一个想法。”

“也是一个很好的想法，”沃纳太太说，“我不介意在稻田里劳动，只要我们能留在这里安安稳稳地生活。”

弗里思太太说：“如果我们能像你说的那样种水稻的话，说不定他们会让我们留下来——我是指日本兵。无论如何，那样我们就能做点贡献，而不用再无所事事地全国各地闲荡，就跟受鞭打的流浪狗一样。”

第二天早上，琴去找首领。她双手交叠，做出致敬的祈祷姿势，向他微笑，并用马来语说：“马特·阿明，我们看到有些稻田没有播种，这是为什么呢？我们来到这里时，看见太多被完全荒置的田地了。”

他说：“大部分的男人，除了渔夫，都在为军队工作。”他指日本军队。

“在铁路上？”

“不，他们在贡卡达。他们正在开路，需要铲平一条长长的陆地，在上面铺上柏油和石头，这样飞机就可以在上面降落了。”

“他们很快就会回来种地了吗？”

“那掌握在真主手中，但我认为他们还要在外度过很多个月。我听说他们在贡卡达做完这个工程之后，还要去另外一个叫作马常的地方，继续做同样的工程，完了还要去檀永麻。一旦落入了日本兵的魔掌，人们就很难逃回自己的家园。”

“那谁来栽种和收割水稻？”

“妇女们会尽其所能去做。明年稻米将很短缺——这里不会，因为我们不会卖掉自己需要吃的稻米。我们将不会有多余的稻米卖给日本人。我不知道他们明年吃什么，但应该没有稻米。”

琴说：“马特·阿明，我有一件很严肃的事情想跟您商量。如果我们之中有一个男人，我会让他来跟您谈，可是没有。如果我请您跟一个代表其他女士的女人来商量正事，希望您不会感到被冒犯。”她现在已经稍稍懂得跟伊斯兰教徒打交道的正确方法。

他向她鞠了一躬，请她去他的屋子商量。那里有一个颤巍巍的小门廊，他们走上去，面对面在地板上坐下来。他两只眼睛靠得很近，头发剪得很短，小胡子修得整整齐齐，腰以上赤裸着，下身穿着纱笼。他面容坚定，但透着仁慈。他厉声吩咐屋子里的妻子把咖啡端出来。

在等咖啡端上来的时间里，琴很有礼貌地与首领寒暄。她从六个月的乡村生活经验中总结出谈判的规矩。端上来的咖啡装在两个厚厚的玻璃杯里，没放牛奶，却甜甜的，加了糖。她向他鞠一躬，举起杯子啜了一口，又把杯子放下。“我们身处困境，”她坦率地说，“看守去世了。现在我们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和您的手中。您了解我们的故事。我们在帕农被俘，一路跋山涉水来到这里。没有日本指挥官愿意收留我们，让我们进战俘营，供养我们，在我们生病的时候给予照顾，因为每个指挥官都认为这是其他人的职责。所以他们派看守押送我们从这个镇走到那个镇。这足足持续了六个多月，在这期间我们一半人死在了路上。”

他点点头。

“现在我们的军曹过世了，”她说，“我们要怎么办？即使我们继续走下去，直到碰上一个日本军官，向他报告此事，他也不会收留我们。这整个国家没有人会收留我们。他们不会马上杀掉我们，就像对待男人一样。为了摆脱我们，他们会迫使我们不断走下去，走去别处，也许是沼泽满布的乡下，就像我们之前经过的那些地方。这样我们就会再次生病，一个接一个全部死去。如果我们现在就去告知日本兵，这就是我们的命运。”

他回答道：“《古兰经》上写道：‘凡有血气者，都要尝死的滋味。我以祸福考验你们，你们只被召归我。’”

她飞速思考，迪里特村首领的话在脑海里浮现出来。她说：“《古兰经》上也写道：‘如果你们行善而且敬畏，那末，真主确是彻知你们的行为的。’”

他定定地看着她。“在什么地方？”

她说：“第四章。”

“你也信奉伊斯兰教？”他怀疑地问道。

她摇摇头。“我不想欺骗您。我是一个基督教徒。我们都是基督教徒。路上我们遇到了一位对我们非常仁慈的村子首领，我去答谢他时，他向我说了这句话。我不懂《古兰经》。”

“你是一位非常聪明的女士，”他说，“请告诉我你的请求。”

“我希望我们能留在这里，在这个村子里，”她说，“下地劳动，种植稻米，就像你们的妇女一样。”他瞠目结舌。“这对您来讲很危险，”她说，“我们很清楚。如果日本军官在接到您的报告之前在这里找到我们，肯定会勃然大怒。因此，我希望您这样做。我希望您马上让几位村子里的妇女带领我们下地劳动，教会我们如何种水稻。我们会从早到晚工作，纯粹为了换取食物和栖身之处。两周后，我会自己去找日本军官，向他报告我们的情况。希望您作为村子的首领能跟我一同前往，告诉军官，如果我们被允许留下来继续种地，日本军队就有更多稻米可吃。这就是我的请求。”

“我从未听说过白人夫人在稻田里劳作。”他说。

她问道：“您是否听说过白人夫人像我们一样四处奔波、接连死去？”

他不言语。

“我们的命运掌握在您的手中，”她说，“如果您说，继续上路，到别处去，那我们就必须离开，离开就意味着死亡。到时请您向真主解释。如果您允许我们留下来耕种您的稻田，在您的护荫下平静安全地生活下去，那么当英国的老爷们获胜后重返这个国家时，您将获得巨大的荣誉，因为他们终将赢得这场战争。这些矮子们现在当权，但他们敌不过美国人和世界上所有自由民族。英国老爷们终有一天会回来的。”

他说：“那一天来临的时候，我将不胜欢喜。”

他们默默坐着，抿着咖啡。过了一会儿首领说：“这不是一件能轻易决定的事情，因为它关乎整个村子的安危。我会认真考虑，并和兄弟们详细商量。”

琴离开了。当天晚上晚祷结束后，她看见一群男人坐在首领屋子前面。他们都是老人家，因为当时在瓜拉德朗已经全然看不见年轻男子的踪影，况且，很可能无论如何年轻小伙子也是没有资格参加会议的。稍晚的时候，马特·阿明来到米仓，要求见佩吉特夫人。琴背着婴儿出来迎接他，在一盏小油灯发出的光亮中站着和他交谈。

“我们已经讨论过你提出的请求了，”他说，“让白人夫人在我们的稻田里干活实在有点不近情理。一些兄弟担心白人老爷们回来时无法理解这种情形，并且会发怒说我们违背你们的意志，强迫你们为我们劳动。”

琴说：“我们可以马上给您写一封信。如果他们那样说，您可以把信拿给他们看。”

他摇摇头。“不必如此。等老爷们回来的时候，请你告诉他们，这完全出于你们的意愿就可以了。”

她说：“我们会的。”

她们第二天就开始下地干活。当时他们的队伍有六个已婚女士、琴和十个孩子，包括琴的婴儿。首领把他们带到田里，和名叫法缇玛·宾蒂·妲露丝和蕾哈娜·宾蒂·哈珊的两个马来女孩儿一起工作。作为开端，他让她们耕种七小块杂草丛生的土地。以她们的力气，耕种这几块地游刃有余。旁边有一个带屋顶的平台供她们纳凉休息，大家一起劳动的时候，最小的孩子们就待在那里。

七位女士都非常健壮。艰苦的旅途淘汰了无法承担农活的成员，剩下来的女人都坚定勇敢，士气高昂，风趣幽默。一旦她们适应了在脚踝深的泥土和水里工作的新鲜感，就发现这种劳动并不吃力。她们很快就变得雄心勃勃，想要向村民们证明白人夫人也能干和马来女人一样多的活，甚至更多。

人们把稻米种在小块田地里，田地周围环绕着像矮墙一样的泥垄，以便把溪水引入田中，形成小池塘。把水排干后，稻田底部全是柔软的淤泥，就可以用手拔掉杂草，犁地，准备插秧。人们把稻种撒在类似苗圃的地方，等种子发芽后把秧苗移植到泥土松软的田里插成排，然后重新往田里灌水，让幼苗在水里露出头来，在大太阳底下暴晒几天，之后水被再次排空，好让太阳晒到稻苗根部。在热带气候下，这样的水旱交替能使作物迅速生长，等它们长到差不多跟小麦一样高时，稻秆顶端就开始抽穗，就像长出来毛茸茸的小耳朵一样。收割时，用小刀把耳朵割下，装进袋子拿进村子去糠，把稻秆留在地里。水牛这时就被放进田里吃掉稻秆，使土地更肥沃，并把土地踩个遍。这样这些土地就适于来年重新播种，重复上述循环。这些稻田每年大约能收两造，并且不需要轮作。

习惯之后，在这些田里劳作并无令人不愉快之处。在一个炎热逼人的国家里，戴上一顶用棕榈叶编成的大圆锥形太阳帽，脱掉大部分衣裳，在泥和水里嬉戏，筑起小水坝，把潺潺小溪引流入田，比起从事其他许多工作来要惬意得多。最初两周快要结束的时候，女士们都已经安下心来踏实干活，并且喜欢上了这份工作，而所有的孩子打从一开始就乐此不疲。在那期间，并没有日本兵靠近村子。

第十六天，琴和首领马特·阿明带着中士的来复枪、装备、制服和收据本，一起出发去寻找日本军队。他们去的地方叫作瓜拉拉吉特，大约二十七英里远，有一个日本分队驻扎在那里。

他们花了两天时间步行去瓜拉拉吉特，中途在一个叫作武吉特帕拉的地方过了一个晚上，当地首领接待了他们，琴和村子的妇女一起睡在村子后面的屋子里。他们第二天继续上路，晚上到达瓜拉拉吉特。那是一条很大的村庄，或者说是一个小镇。马特·阿明带琴去当地一个马来政府官员登库·本塔拉·拉雅家中与他见面。登库·本塔拉是一个瘦小的马来人，英语说得非常好。他由衷关心从马特·阿明和琴那里听来的故事。

“真是非常，非常抱歉，”他最后说，“我无法给予你们直接的帮助，因为日本兵控制了我们的一切行为。你们不得不耕种稻田，这实在是太糟糕了。”

“一点儿也不糟糕，”琴说，“实际上我们非常喜欢这份工作。我们想和马特·阿明一起留在那里。如果日本军队在本地有一个女子战俘营，我想他们会把我们送进去，但如果没有的话，我们不想继续步行环游马来亚。在途中我们已经失去了一半成员。”

“请你们今晚务必留下，”他说，“明天我将和这里的日本行政长官谈一谈。总之这里是没有女子战俘营的。”

当天晚上，琴近七个月来第一次睡在床上。她并没有因此觉得很高兴。习惯了在地板上睡觉后，她觉得睡在褥子上反而没那么凉快。她并没有真的下床睡到地板上，不过她差一点就那样做了。然而，泡在浴缸里，拿一个灌满水的葫芦往头上淋浴，倒是件乐事。她洗了很久很久。

早上，登库·本塔拉和马特·阿明带她一起去见日本行政长官，她又讲了一遍她的故事。行政长官曾在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留学，说一口一流的美式英语。他深感同情，但宣称战俘归军队负责，与他毫不相干。不过，他带他们一起去见军事指挥官，一个松坂大佐。琴对着松坂又讲了一遍她的故事。

松坂大佐显然认为女战俘是令人讨厌的累赘，丝毫不愿意抽调自己的任何兵力来押送他们。如果让他自行裁决，他很可能会让他们继续上路，但是碍着登库·本塔拉和行政长官的情面，又了解到女人们的悲惨遭遇，他没法这样做。最后，他干脆洗手不管，让行政长官作出自认为最妥当的安排。行政长官告诉本塔拉，女人们可以暂时留在原地，琴便和马特·阿明一起出发回瓜拉德朗。

他们一留便是三年。

“那是遗失的三年，被生生从我们的生命中割离开来。”她说。她抬起头来看着我，迟疑着。“至少——我认为是那样。我懂得很多关于马来人的知识，但它们在英国没有多少价值。”

“直到生命结束那一刻，你才能确定那是否是一段毫无意义的时间，”我说，“也许到时你就觉得不是了。”

她点点头。“我想您是对的。”她拿起拨火棍，开始刮掉壁炉铁栏上的灰。“他们对我们太好了，”她说，“用他们拥有的一切，以他们的方式尽可能善待我们。法缇玛，那位最初几周告诉我们如何在田里工作的姑娘——她简直是个完美的宝贝儿。实际上到后来我们情同姐妹。”

“那就是你想回去的地方？”我问道。

她点点头。“现在我继承了这笔钱，想回去为他们做点事情。我们和他们一起生活了三年，他们倾囊相助。如果他们没有收留我们，可能我们都活不到战争结束。现在我这么富有，而他们却如此，如此穷困……”

“别忘了你还未能支配全部遗产，”我说，“马来亚之旅将所费不菲。”

她微微一笑。“我知道。我想为他们做的事情花不了这么多钱——不会超过五十英镑。住在那个村子的时候，我们必须去打水，那是女人的职责，也是一个可怕的任务。是这样，流经村子的河流随海潮涨落，所以河水是咸的，人们可以用它来洗澡或者洗衣服，但如果要喝水，就必须走大约一英里，把泉水打回来。我们一般用葫芦打水，每只手拿两个，中间穿一条棍子提着，早晚一次——去程一英里，回程一英里——一天走四英里。法缇玛和其他姑娘并不觉得有任何不妥，因为村子一直以来都是那样做的，世代因循。”

“那就是你想要去挖一口井的原因？”

她点点头。“那是我能为他们做的事情，为妇女们——可以让她们活得更轻松，就像她们让我们活得更轻松一样。我想在村子正中央挖一个井，离每间屋子都不到一百码。她们早就应该有这么一个井。我敢肯定至多只需要挖十英尺深，因为那里遍地是水源。地下水位不会深于十英尺，至多十五英尺。我想如果我回去雇用一个挖井队替他们做这项工作，应该能把井挖成。做完这件事之后，我就可以清清白白地安心享用这笔钱。”她再次抬起头来看我。“您会不会觉得我很傻？”

“不会，”我说，“我不觉得。但有一点，我希望你不用去那么远的地方。往返马来亚的旅程会花掉一年大部分收入。”

“我知道，”她说，“如果我把钱花光了，我会在新加坡或者其他地方找一份工作，干几个月活，存一点钱。”

“我很想知道，”我说，“为什么你不干脆留在那里找一份工作呢？你对那个国家很熟悉。”

她说：“我当时对那里有点厌倦了——1945年的时候。我们都渴望回家。他们从哥打巴鲁派了三辆卡车来接我们，把我们送到机场。我们坐空中列车飞往新加坡，机组人员都是澳大利亚人。在飞机上我遇到了比尔·霍兰。我必须告诉他关于艾琳、弗雷迪和简的事情。”她的声音低沉了下去。“我必须告诉他所有家庭成员的遭遇，除了罗宾。他那时已经四岁了，是一个很健壮的小家伙。他们让我跟比尔和罗宾一起回家，帮忙照顾罗宾。他很自然地把我当成妈妈了。”

她微微一笑。“比尔想我做他的妻子，”她说，“我做不到。我不可能成为他想要的那种妻子。”

我一言不发。

“我们降落的时候，英国是那么地绿意逼人，那么美丽，”她说，“我想忘却战争，忘却东方，做回一个普通人。我在帕克和利维公司找到了现在这份工作，在那里干了两年了——用于奢侈品贸易的女士手提包和公文包跟战争、疾病和死亡一点关系都没有。总的来说，我在那里过得还算愉快。”

她重返家园时茕茕孑立。她一到新加坡就给母亲发了电报。过了很久，科尔温贝的阿加莎姑姑才通过电报作出回复，向她透露她母亲已经去世的消息。她离开新加坡之前已经听说哥哥唐纳德死在泰缅铁路上。当她重获自由，却发现亲人尽失，肯定深感孤寂。在我看来，她确实展现出了极其坚强的精神，才在彼时彼境拒绝了求婚。她在利物浦着陆，去科尔温贝和阿加莎姑姑待了几周，就南下伦敦找工作。

我问她为什么不和舅舅联系，去找那位住在埃尔的老人家。“老实说，”她说，“我把他忘得一干二净。即使我想起他来，也只会认为他已经去世了。我只见过他一面，那个时候我才十一岁，他看起来就好像行将就木了。我从来没想过他还活着。母亲的财产全部毁于一旦。她的私人文件也几乎全部丢失了，因为遭受轰炸时，它们都放在南安普敦的佩吉特家里。即使我能想起道格拉斯舅舅来，也不知道他住在哪里……”

外面依然下着倾盆大雨。我们决定放弃当天下午外出的主意，干脆留在公寓喝茶。她到我的小厨房烧水沏茶，我则忙于摆桌子，切面包和奶油。当她拿着托盘进来的时候，我说：“那你打算什么时候回马来亚？”

她说：“我想，我会订五月底的票，继续在帕克和利维公司工作到那个时候。”又说，“离现在大概还有六周时间。那个时候我就能存起足够的钱来支付来回路费，我还有从过去两年的工资里省下来的六十英镑。”她开始认真思考这次旅途的费用，并在一艘中等大小的货船上订到一张票，这艘货船会顺路带上十来位乘客到新加坡去，收费比较便宜。“我将不得不从新加坡坐飞机到哥打巴鲁，”她说，“马来航空有经停关丹去哥打巴鲁的飞机。我不知道要怎样从哥打巴鲁去瓜拉德朗，不过我想总会有办法的。”

我想，她从哥打巴鲁走路去瓜拉德朗应该也没有问题。步行穿过马来亚腹地现在对她来讲应该是小菜一碟。她给我讲战时遭遇时，我把地图集拿了出来，看看她说的地方都在哪里。现在我又在看地图。“你可以在关丹下飞机，”我说，“从那里走近一些。”

“我知道，”她说，语气透着悲伤，“我知道那样近一些。但如果让我回到那里，我会发疯。”

为了缓和气氛，我岔开话题道：“我肯定要花很多年才能记住这些马来名字。”

“懂得它们的含义后就简单多了，”她说，“就跟英语名字一样。‘巴鲁’是‘新’的意思，‘哥打’是‘要塞’的意思。就像英语里的纽卡斯尔。”

她继续她在佩里维尔的工作，我也继续我在赞善里的工作，但她的故事在我脑海里挥之不去。我俱乐部里有一位叫怀特的男士，曾经在马来警察局工作，日据期间成为了日本军队的战俘，我想他被关进了樟宜监狱。一个晚上，我坐在他身旁吃饭，无法抑制向他探听此事的冲动。“前几天我的客户告诉我一个关于马来亚的离奇故事，”我说，“日本兵拒绝让一批女人进入战俘营，她是其中一人。”

他放下刀子。“您不是说在帕农被俘后，被迫步行横穿马来亚的那批女士吧？”

“正是她们，”我说，“你知道她们的故事，是不是？”

“哦，是的，”他说，“那真是一件再离奇不过的事了，正如你所说的那样。日本指挥官让她们东奔西走，直到最后她们被允许在东海岸某个村子里安顿下来，在那里一直生活到战争结束。她们的首领是一位非常可敬的姑娘，马来语说得非常流利。她不是什么名人，曾经在吉隆坡一个办事处当打字员，战时却表现出色，堪称楷模。”

我点点头。“她就是我的客户。”

“是吗！我总想知道她后来怎么样了。她现在在干什么？”

我干巴巴地说：“她又当回打字员了，在佩里维尔一个手提包厂工作。”

“真的？”他吃了几口饭，又说，“我总是觉得应该给她颁个奖章什么的。不幸的是，你无法给予那样的人任何奖赏。但如果没有她，那些女士和她们的孩子可能都会死掉。在那批战俘里，其他人都没有她那样的才干。”

“我知道那批战俘有一半去世了。”我说。

他点点头。“我相信那是真的。最后她帮助他们安顿下来，在稻田里劳作，那之后他们都平安无事。”

在琴离开英国之前的六周里，我不时与她见面。她订好了6月2日从伦敦出发去新加坡的船票，并通知了她的公司，她将于五月底离职。她告诉我，他们听到这个消息后非常沮丧，并且马上提出给她十先令的提薪。有鉴于此，她向帕克先生提及遗产的事情，他只好接受了这件不可避免的事情。

我做好安排，给她在渣打银行开了一个账户，使她能在新加坡收到七到九月的收入。随着她的出发时间日益临近，我开始为她担忧，不是怕她大手大脚花钱，而是怕实际花销超出预算，使她陷入困境。在现在这种时世，每年九百英镑对于一个去东方旅行的人来讲有点捉襟见肘。

大约在她出发前一周，我向她提及我的忧虑。“别忘记你现在是一个相当富有的女士了，”我说，“量入而出很正确，实际上我也必须防止你铺张浪费，但是别忘了，根据你舅舅的遗嘱，我对这笔遗产有相当大的酌情权。一旦你陷入任何困难，或者真的急需用钱，请立刻给我发电报。比如说，万一你生病了。”

她莞尔一笑。“您真的是太体贴了，”她说，“不过，老实说，我想我会没问题的。如果我的钱都花光了，我可以指望找一份工作来挣钱。毕竟，我并不需要在一个指定日期之前回英国，也没有什么别的事情迫使我按期回国。”

我说：“别在外逗留太长时间。”

她微微一笑。“我不会的，斯特拉坎先生，”她说，“一旦我完成此事，就没有不得不走的理由。”

既然要出门长期远行，她退掉了伊令公地的房间。她问是否可以把一个大箱子和一个手提箱放在我公寓的储物室里，请我在她回国前替她妥为保管。她出发前一天将两个箱子拿过来，还有一双带冰刀的溜冰鞋，她塞不进箱子。她告诉我她只带一只手提箱做行李。

“你的热带工具包呢？”我问，“把它托运了吗？”

她微微一笑。“我把它放进了我的手提包，”她说，“五十片百乐君，一百片磺胺嘧啶片，一些防蚊膏，还有我的旧纱笼。我不是去马来亚当淑女的。”

除我之外没有人到码头送她。她在世上非常孤单，有可能愿意来送她的朋友也都要上班，没法请假。我叫了一辆出租车送她去码头。她当然很重视这次旅行，但在我看来，我那个时代的姑娘们去一趟奇斯尔赫斯特过周末所做的准备都要比她周全，而她可是要跨越半个地球。轮船是崭新的，一切都洁净光鲜。当乘务员替她打开舱门时，她不胜讶异地后撤了一步，因为他为这个小小的房间饰满了鲜花，里面一片花海。“瞧瞧这些花儿！”她转向乘务员，“它们是从哪儿来的？不是我公司送的吧？”

“昨天晚上放在三个大箱子里送过来的，”他回答，“它们把房间装饰得很漂亮，是不是，小姐？”

她转过身来看着我。“我相信是您送的。”然后她说，“您怎么能这么可爱！”

“这些都是英国的花朵，”我说，“只是想提醒你尽快回家。”甚至在她还没有出发的时候，我肯定就已经预感到她永远都不会回来了。

等我回过神来，她已经把一只手臂环在我的肩上，轻吻了我的嘴唇。“这是多谢你送的这些花朵，诺尔，”她温柔地说，“这些花朵，还有你为我所做的一切。”我实在是太心慌意乱、不知所措了，能说出口的只有这么一句话：“等你回来的时候，我会再送你一次那些花。”

不等开船我就走了，因为离别会让人变得愚蠢，所以最好尽早结束。我回到出租车上，独自返回公寓。我记得自己在公寓的窗前站了很久，看着对面马厩的雕花墙壁，想着她那艘漂亮的蒸汽轮船沿河而下，经过格雷夫德森、蒂尔伯里、舒伯里和北福兰角，带她离开。然后我让自己从想象中醒来，去把她的箱子和手提箱挪到储物室一角，跟其他物品分开存放。我站在那里，手里拿着她的靴子和溜冰刀，她的私人物品，考虑应该安放于何处。最后我把它们拿进卧室，放在我衣橱的最下面，因为如果它们不幸被盗，我将永远无法原谅自己。她正是那种让人很想认作女儿的人，而我们自己又偏偏没有女儿。

她坐这艘不定期货船穿越大半个地球，几乎从每一个停靠的港口城市给我写信，从马赛和那不勒斯，从亚历山大和亚丁，从科伦坡，从仰光(10)，从槟城(11)。怀特总是对她怀有浓厚的兴趣，因为他知道她在马来亚的事迹。我习惯于捎上她写给我的信去告诉他她的行程和近况。他有一个好朋友是哥打巴鲁酋长的英国顾问，一位威尔逊-海斯先生。我让他写航空邮件给威尔逊-海斯先生，告诉这位先生琴·佩吉特的计划，并请这位先生尽量给予她帮助。他告诉我那非常有必要，因为在哥打巴鲁，女士只能跟当地的英国人住在一起。我从威尔逊-海斯先生那里收到了一封非常友好的回信，告诉我他期待她的光临。我给她寄去一封航空快信，在信上告知我们为她所做的一切，她应该能在渣打银行收到它。

她只在新加坡逗留了一个晚上，就坐次日早上的航班去哥打巴鲁。空中列车在马来亚到处飞来飞去，经停许多地方。午后不久飞机就载着她停泊在哥打巴鲁的小机场上。她下了飞机，穿着离开伦敦时穿的浅灰色外套和裙子，威尔逊-海斯已经亲自和妻子一起在那里等候了。

一年后，我在联合大学俱乐部见到了正在度假的威尔逊-海斯。他又高又黑，很安静，脸很长。他说她发现他亲自来到机场迎接她时有一点窘迫。她似乎没有意识到她在当地这么有名。尽管早在我给他写信之前，威尔逊-海斯理所当然地就已经知道了她所有事情，但战争结束后他就没有听说过她的任何消息。他收到我们的信，知道琴会回来探望瓜拉德朗的村民之后，就捎了个口信给马特·阿明，并安排好把他的吉普车连司机一起借给她，送她走一百多英里去瓜拉德朗。我想他这么做真的是非常周到，向他表达了我的感谢。他说，战争结束后，英国人在瓜拉德朗地区的声望之所以能高于战前，主要归功于这位姑娘和他们这批战俘，他想，让这辆吉普车替她服务几天，也是应分的。

她在官邸住了两个晚上，从当地商店买了一些简单的小物品。第三天早上坐吉普车离开的时候，她换上了当地衣服。她把手提箱和大部分物品留给威尔逊-海斯太太看管，只随身带着当地体面妇女日常携带的物品。她穿着一条褪了色的旧蓝白方格纱笼，一件白色紧身短上衣。但柔嫩的双脚让她被迫妥协，穿上了拖鞋。她带了一把朴素的茶色中国伞遮阳，按当地样式把头发盘到头顶上，中间插了一个大大的梳子。她拿着一个小小的棕榈叶篮子，但威尔逊-海斯太太告诉她丈夫说里面其实没有什么东西。她带了牙刷，但没带牙膏，带了一条毛巾和一块抗菌肥皂，还有几样药品。她带了一套换洗的衣服：一条新纱笼和一件用来配它的碎花棉上衣；还有三个小小的伍尔沃思胸针和两只戒指，作为送给朋友的小礼物，但没带任何化妆品。那大概就是她的全部行装。

“我想她的做法非常聪明，”威尔逊-海斯说，“如果她把自己打扮成一个英国淑女，见面时会让村民们很尴尬。有些英国居民听到她穿着当地服饰去瓜拉德朗时感到很难过——她也是接受过正规教育的，怎么能穿得如此暴露，全是那一类的话。我必须说，看到她出发时的模样，我觉得她的选择非常正确。”他顿了顿，“毕竟，在战争期间她一直穿成那样，当时也没有人说过她穿着暴露。”

坐吉普车从哥打巴鲁到瓜拉德朗需要一天时间，漫长而痛苦。路面情况很糟糕，而且途中要跨越四条河流的干流，必须把吉普车开到渡轮上过河。除此之外还要经过很多浅滩。她花了十四个小时才走完这一百多英里路，到达瓜拉德朗时天已经黑了。吉普车驶进夜色朦胧的村子时，惹起一阵激动的嘈杂声。村民们一边系上纱笼一边从屋子里走出来。那是一个月圆之夜，月亮的清辉足以帮助司机看清道路。车子停在首领屋子前面，她下了车，稍带倦容，举起双手做出祈祷的姿势向首领走去，用马来语说：“我回来了，马特·阿明，唯恐您误以为，当白人夫人不再需要你们时，就把你们抛诸脑后。”

他说：“你们离开之后，我们一直念念不忘，时常谈起你们。”随后人们过来聚集在他们周围。她看见法缇玛走过来，抱着一个婴儿，一个学步的小童紧紧抓住她的纱笼。琴从人群中挤过去，牵着她的手，说：“时间过得太快了。”然后她看见蕾哈娜，萨菲娅·宾蒂·雅各布和萨菲娅·宾蒂·泰布；还有那个总是眯着眼睛看她的小不点儿易卜拉欣，他现在已经长成了一个年轻小伙儿；还有他的哥哥萨马特，还有老祖贝达、梅里亚姆和很多其他人。其中有一些是她不认识的，因为她离开马来亚后不久，男人们就结束苦役回来了，现在这里有很多新面孔。

法缇玛和一个叫作德拉曼·宾·伊斯梅尔的年轻小伙儿结了婚。她把他带上前介绍给白人夫人。琴向他鞠躬，心想要是她带了一块头巾来遮住脸就好了，这样被介绍给陌生男士时才显得知书识礼。她把手举起来挡住脸，说：“请原谅我没戴面纱。”他向她鞠躬，说：“请别介意。”然后法缇玛插进来说：“他知道的，所有人都知道白人夫人和我们住在一起的时候从来不戴面纱。因为不同民族有不同规矩。迪恩(12)啊，你能回来真是太让人高兴了。”

琴和马特·阿明一起为司机安排好住宿，然后和法缇玛到她丈夫屋子里去。他们问琴是否已经吃过饭，琴说没有，他们就给琴做了一顿虾酱米饭。虾酱是用极辣的生鱼虾肉糊做成的，马来人把它们保存在倒立起来的混凝土排水管里。不久，精疲力竭的琴用她的棕榈叶袋子做了一个枕头，就像过去上千次那样躺到一个垫子上，把围在腰上的纱笼松开，进入了梦乡。说她在过了三年有床可睡的生活之后，在地板上睡得很安稳并不完全准确。她一晚上醒来了很多次，听着晚上各种声响，看着洒满屋子的月光，满心高兴。

次日早上，她跟法缇玛、梅里亚姆和老祖贝达围坐在房子后面的锅旁聊天，以免受到男士们打扰。“我离开后每天都想起这个地方。”她说，这并非绝对真实，但也八九不离十。“我工作和生活的时候，就想起你们所有人的工作和生活。我在英国工作，在办公室做案头工作，就跟我们国家其他不得不工作的女士一样。因为，正如你们所知，我很贫穷，必须一辈子工作来养活自己，直到找到一位如意郎君，而我又那么挑肥拣瘦。”女人们笑了，老祖贝达说：“女人要以那种方式自己养活自己还真是件怪事。”

梅里亚姆说：“我们民族有一个女人在瓜拉拉吉特的银行工作。我从窗户里看见过她。她正在用手指头敲一个机器，机器发出像钟一样的踢踏踢踏声。”

琴点点头。“我在我的国家就是这样挣钱的，用类似那样的机器替我的老爷打印信函。但最近我的舅舅去世了。他住得离我很远，只与我见过一次面，但他没有其他亲戚了，我继承了他的遗产。所以现在我不需要工作了，除非我乐意。”女人们发出一阵赞羡的低语声。此时又有几个人加入了谈话的圈子，她们的队伍越发壮大了。“现在，我人生头一回有了这么多钱，我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加想念在瓜拉德朗的你们，想念我们身为战俘住在这里时，你们给予我们的恩惠。我意识到我必须报恩。我将以一个女人的身份送给瓜拉德朗的女人一件礼物，这件礼物跟男士们毫无关系。”

在她周围的女人之间爆发出一阵愉快兴奋的低语声。老祖贝达说：“这倒是真的，男人们什么都不缺。”有几个女人听到这个异端邪说，震惊得目瞪口呆。

“我考虑了很多遍，”琴说，“认为这个地方应该有一口井，这样你们就不需要早晚去泉边打水，而只需走出房子，最多走个五十步就有一口井，井里有新鲜水，旁边放着水桶，每当你们需要凉快的新鲜水时，都可以随时出来打。”又是一阵赞赏的低语声。“井的周围应该有光滑的石头，在年轻小伙子们替你们用桶打水的时候，你们可以坐在石头上聊天。我会在井边修建一个用聂帕榈做顶的屋子给你们用来洗衣服，里面有光滑的长条石板，或者混凝土板，那样你们就可以面对面洗衣服，边洗边聊。屋子四面用聂帕榈墙围起来，那样男人们就看不见你们在做什么了。”低语声变成一阵兴奋的喧闹声。“这就是我想做的事情，作为我对你们恩惠的回报。我会请一个挖井队过来挖井，并付钱给泥瓦匠，让他们弄好井旁的石头，还会请木匠过来修建洗衣房。但我想请几位经验丰富的女士给我提提建议，告诉我应该如何进行室内布置——关于洗衣板的高度，混凝土水池或者水渠，等等。这是女人送给女人的礼物，在这件事情上，男人要对女人唯命是从。”

接下来是一阵长时间的热烈讨论。一些女人怀疑男人们会不会允许这么一件事物的存在，有一些则怀疑，她们的祖母和母亲都对目前的打水方式相当满意，希望改变它是不是会有不虔诚的嫌疑。但如果这一革新有可能成为现实，几乎所有女人都对它充满渴望。一旦她们不再对这个主意大惊小怪，就开始反反复复地思考它，检查每一个细节，讨论井、洗衣间、混凝土水池和水渠的最佳位置。两个多小时后，她们都全心全意接受了这个主意。琴满心欢喜，因为它将使她们真正受惠，也是她们目前最想要的礼物。

那天晚上，她和马特·阿明面对面坐在他屋子前面的小门廊上，就像以前无数次一样。她要跟他谈谈与女人们切身相关的事情。她抿了一口咖啡。“我要来和您谈一谈，”她说，“因为我想回报此地对我们的恩惠，好让人们记住，白人夫人曾经来过这里，你们对她们非常仁慈。”

他说：“今天一整天我妻子净在和其他女人一起谈这件事情。她们说你想挖一口井。”

琴说：“是真的。这是一份送给瓜拉德朗的感恩之礼，来自所有英国夫人。但因为我们是女人，所以这份礼物送给此地女性比较合适。当我们住在这里的时候，打水任务非常繁重，我们早晚都要去泉边打水。在英国的时候，每次想起她们我都觉得非常难过。这就是我打算在村子中央挖一口井，作为感恩之礼的原因。”

他说：“对于她们之前的母亲和祖母而言，能够喝上泉水就已经心满意足了。如果她们有一口井，难免会生出很多与其地位不相配的念头。”

她耐心地说：“那样一来，她们将会有更多精力来尽忠尽责地伺候您，脾气也会变得更加温柔，马特·阿明。您还记得蕾哈娜·宾蒂·伊斯梅尔吗？她去打水的时候失去了肚子里三个月大的孩子。”她能说出这件事情来，使他倍感震惊，但英国夫人一向口无遮拦。“后来她病了整整一年，我不认为她以后还会对丈夫好声好气的。如果当时她们有这个作为感恩礼物献给您的井，悲剧就不会发生了。”

他说：“真主安排女人的命运，就像他安排男人的命运一样。”

她温柔地笑了。“我需要提醒您吗，马特·阿明？《古兰经》上写道：‘人性是贪吝所支配的。如果你们行善而且敬畏，那末，真主确是彻知你们的行为的。’”

他用手拍打大腿，大笑道：“你住在这里时，每次想管我要点什么，就过来向我唠叨这句话。但你走了之后我就再也没听到过它了。”

“让女人们拥有她们的井，确是行善的。”她说。

他仍然笑着，回答道：“我这样跟你说吧，琴小姐。当女人们像渴望这口井一样渴望一样东西时，她们一般都会得到它。但这是关乎整个村子的大事，我必须和兄弟们商量。”

第二天早上，男人们聚集在聂帕榈棚屋市场的阴凉处开会，全都坐在脚跟上。不久他们把琴叫过来。琴在他们身旁坐下，稍稍别过身子去，女士这样坐是很得体的。他们问她打算把井挖在哪里，以及聂帕榈洗衣房的位置。她说一切都掌握在他们手中，不过如果在蔡山的店铺前面那块空地上挖井，并把聂帕榈洗衣房建在井的西面，对着阿罕默德的屋子，对于女人们来讲会很方便。他们都站起来去视察地形，从所有角度展开了讨论。村子里所有女人都站着围观，见证她们的主人做出这个重要的决定。而迪恩则加入了他们的讨论，好像她也是他们当中平等的一员。

她并没有催促他们匆忙下决定。她在这个村子里住了三年，知道他们思考过程非常缓慢，也知道他们在面临任何革新的时候有多么小心翼翼。他们花了两天时间，最终决定拥有一口井是好事，如果他们着手挖井，真主的愤怒不会落到他们头上。

挖井是一件技术性很强的差事，沿海一带只有一个家庭可堪重任。他们住在离关丹大约五英里远的地方。马特·阿明口授了一封信给当地的阿訇，请他写成爪哇文，然后村民们把信带到瓜拉拉吉特寄出去。琴托人从哥打巴鲁送来五袋水泥，并在瓜拉德朗安顿下来，打算工程进行期间在村子里住几天。

她常常跟渔夫们一起出海，要不然就坐在沙滩上和孩子们一起玩耍。她教他们堆沙堡，用手指在沙地上画出方格玩画圈打叉游戏。她常常在海里洗澡和游泳，水稻收割时节在稻田里劳动了一周。她和这里的人一起生活了很久，所以也很耐心地悠然度日。况且，既然已经没有必要继续上班，她也需要利用这段时间来思考新的人生目标。她闲居了三周，一点儿也不觉得无聊。

挖井队和水泥大约同时到达，工程开始了。挖井队是一家人，灰胡子的父亲叫苏莱曼，两个儿子叫雅各布和侯赛因。他们花了一天时间勘察土地，所有关于在哪里挖井的争论又重演了一遍，好让这些专家满意。后来终于可以开始动工了，工程进行得又快又好。挖井队从黎明一直忙活到黄昏，一个人在洞底，另外两个人在上面将挖出来的土堆在洞外。他们一边挖一边从上往下铺砖，用插入洞壁的木桩支撑砖墙。

那位父亲老苏莱曼对村子而言是一座信息的宝矿，因为他在马来亚东海岸走南闯北，修建和维修水井，不时走遍大部分村庄。瓜拉德朗的男男女女都习惯坐在周围，一边看他们挖井，一边和老人家扯些闲话，打听沿岸熟人和亲属的信息。一天下午，琴坐在一旁，向他说道：“您是从关丹来的吗？”

“从巴图沙瓦，”那位老人家说，“从关丹步行需要两个小时。我们的家在那里，但我们总是在旅行。”

琴沉默了一会儿，然后问道：“您还记得战争第一年主管关丹军事的那位日本军官，渚蒲大尉吗？”

“当然记得，”那位老人家回答说，“他是一个很坏的人，他离任时我们都很高兴。接替他的市野大尉要好一些。”

他似乎不知道渚蒲大尉已经死了，琴感到很惊讶。她以为战争犯罪委员会会去关丹调查取证。她告诉他：“渚蒲大尉现在已经死了。他后来被派往负责修建泰缅铁路，在那里滥施暴行，还谋杀了很多人。但同盟国战后逮捕了他，他以谋杀罪名接受审判，在槟城被处决了。”

“这个消息真是大快人心，”老人家回答，“我要告诉我儿子。”他向井里大声说出这个新闻，几位男士进行了简短的讨论后便继续工作。

琴问：“他在关丹做了很多邪恶的事情吗？”其中一件仍然留在她脑海里，记忆犹新，但她不想听见自己把它说出来。

苏莱曼说：“很多人被折磨死了。”

她点点头。“我自己就看见过一次。”话已经藏不住了，而且她在这位不相干的老人家面前无须顾忌。“那时我们都在挨着饿，生着病，一个被俘的士兵向我们伸出了援手。日本人抓住了他，对他施以酷刑，把他的手钉在树上打死了他。”

“我记得那件事，”老人家说，“那个人就在关丹的医院里。”

琴睁大双眼看着他说：“老人家，他什么时候在医院里？他死了。”

“也许是两个人吧。”他向井里的雅各布喊道，“那个战争第一年在关丹被施以酷刑，被打伤的英国士兵，这位英国夫人认识他。告诉我们，那个英国人死了吗？”

侯赛因插进来说：“被打的是个澳大利亚人，不是英国人。他是因为偷鸡被打的。”

“确实如此，”那位老人家说，“就是因为偷了黑公鸡。但他死了还是没死？”

雅各布从井底往上喊道：“那天晚上渚蒲大尉把他放了下来，他们把钉子从他手里拔掉。他没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