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常识 - 什么是“反乌托邦三部曲”？

欧洲常识 - 什么是“反乌托邦三部曲”？

所谓的“反乌托邦”，即反对“理想”社会，当然，这里的理想是加了引号的——作为一种文学体裁，反乌托邦主义的作品通常是通过刻画一个物质凌驾于精神之上、人的思考力和创造力为机械完全取代、民主遭到完全破坏、人性遭到彻底压抑的社会，以唤醒人们对于自由、民主的追求。

“反乌托邦三部曲”分别是苏联作家叶夫根尼·伊万诺维奇·扎米亚京（1884—1937年）的《我们》、英国作家阿道司·赫胥黎（1894—1963年）的《美丽新世界》以及乔治·奥威尔（1903—1950年）的《1984》。

《我们》是扎米亚京于1920年完成的，描述了一个由大恩主领导的“大一统”王国。在这个王国里，人们高度一律，没有名字，而代之以一个号码；没有隐私，连卧室都是四下透明的；没有爱情，需要性生活的时候，需要打一个报告申请。在整个王国里有一个严格的时间表，吃饭、睡觉都按这个表进行。

号码为“D-503”的“我”，是所有号码里稍微具有一点叛逆的号码，因为“我”会偷偷地看禁书。而这些禁书为“我”打开了一个全新的世界。读到这里，对于《我们》的读者来说，不难想象那是怎样一个全新的世界，因为这个世界便遵循着我们现在的秩序：可以自由恋爱，并无须遵守时间表。可是最终，“我”因为体内的欲望复苏而被大一统王国处死；临死前，“我”终于意识到自己的错误。

扎米亚京给了《我们》一个力道十足的反讽结尾：“40号横街上已经筑起了一堵临时高压大墙。我希望胜利会属于我们。我不只是希望，我确信，胜利属于我们。因为理性必胜。”

当《我们》创作完成之时，在苏联却无法出版，直至1924年以英文在国外出版，这直接导致扎米亚京离开作协，流亡至法国，最终客死巴黎。在“反乌托邦三部曲”中，《我们》因为苏联当局的压制而名气最小，但却是后来两部作品的直接灵感来源。

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描写的是以“福帝”纪元的世界。美国汽车大亨亨利·福特因为发明了汽车生产流水线而最终强大，直至统治了世界。其时的社会，分为五个阶层，分别是：“阿尔法(α)”“贝塔(β)”“伽玛(γ)”“德尔塔(δ)”“厄普西隆(ε)”；人经基因控制孵化而出，属于哪个阶层早就已经写在基因上，并且从生到死都受着严格的控制。这个世界里的人们，同样有着别样的幸福观：超强的劳动负荷是幸福，恶劣的生存环境是幸福，他们不知痛苦为何物，不知爱为何物。因而，人们是快乐的，着实是个“美丽的新世界”。《美丽新世界》的矛头直指科学主义的乌托邦。

奥威尔的《1984》刻画了一个极权主义社会。故事的背景是这样的：1984年的世界，处于大洋国、欧亚国和东亚国分而治之的状态，这三个大国相互之间屡屡攻城略地。三个国家内部也实行高度集中的极权主义统治。在整个故事中，大洋国“真理部”的温斯顿·史密斯因为怀疑自己所在的社会、并与裘利亚相爱而沦为思想犯，最终为“友爱部”进行改造而重归“纯洁”。故事的结局有点像《我们》，同样带着“谢主隆恩”的调调，其实都是对“理想社会”的莫大反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