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论文:“物证”的恰当翻译和常见方法

　　语言由词汇构建起来, 法律语言也是由法律术语组成。法律术语作为法律语言之构成元素, 其本身的复杂性和独特性也传递给了法律语言。正是因为这一特性, 法律术语的翻译被公认为法律翻译的最大难题。

　　SARCEVIC[1]认为“目前大多数法律翻译研究主要集中在术语研究方面”, 原因就是法律翻译质量问题的关键在于法律术语翻译不完善。2009年, 张法连等[2]指出“从细微处着手, 译好一个词, 是切实提高法律文本翻译质量的关键”。然而, 2012年, 谭福民等[3]指出:“翻译法律术语并非易事, 一方面要求语言功能对等和法律功能对等。但另一方面又经常遇到没有确切对等词的情况。这主要是由源语和目的语中的文化差异尤其是法律文化差异造成的。”这些困难无疑对译者提出了非常高的要求, 意味着译者不仅要掌握源语和目的语两种法律制度里的基本知识, 熟练使用两种语言, 还要明悉策略性的翻译方法, 这种高要求并未得到满足, 这也体现在“当前我国法律术语翻译存在的问题仍集中在误译和翻译不精准这两大问题上。[4]”简言之, 由于实践的需要, 寻求恰当的法律翻译标准和策略已是大势所趋。

　　本文将从曹菡艾 (DEBORAH CAO) (1) 教授的翻译水平理论入手, 探索法律术语翻译所应当遵循的标准以及在翻译法律术语中应采取的策略并结合美国、英国、香港、台湾地区的法律字典和常用用法, 把分析得出的标准和策略应用于法律术语“物证”的翻译。

　　1、 法律翻译水平理论 (Translation proficiency) 及其对法律术语翻译的意义

　　曹菡艾教授指出, 翻译水平 (Translation proficiency) 指的是能够实现跨语言、跨文化交流, 完成翻译任务的能力, 其中法律翻译水平 (Legal translation proficiency) 指的是能够实现跨文化、跨语言法律翻译任务的能力。翻译水平 (2) 包含三个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构成要件, 为翻译策略能力 (Translational strategic competence) , 语言翻译能力 (Translational language competence) 以及翻译知识结构 (Translational knowledge structure) (图1) 。

　　图1 翻译水平模型

　　其中, 翻译策略能力指的是在翻译过程中翻译工作者内在的综合心理协调能力, 包含策略能力、心理生理机制以及最为重要的翻译活动中特有的策略性技巧 (3) , 语言翻译能力指的是为实现翻译任务能够使用、联系、协调源语和目的语之间语言变量的能力 (4) 。翻译语言能力也包含诸多要素 (图2) 。

　　图2 语言翻译能力模型

　　结构性知识指的是在翻译过程中实现跨文化、跨语言交流所必需的知识。结构性是指包括常识 (General Knowledge) 、文学知识 (Literary Knowledge) 以及专业知识 (Specialist Knowledge) (图3) 。其中, 常识包括在源语和目的语间的生态、物质文化、社会组织以及其他领域。文学知识包括在《圣经》、戏剧、电影、诗歌以及文化历史方面的研究。专业知识指的是在特定领域的专门学科性知识, 涉及医学、法律、经济、科学技术领域。在法律翻译中, 法律知识包括狭义上法律命题的知识和广义上法律文化知识, 包括法系、法律法规、法律制度、法制史、法律实践以及法律实践者 (5) 。

　　图3 翻译知识结构模型

　　简言之, 翻译工作需要涉及翻译策略能力, 语言翻译能力以及结构性知识, 这三个变量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翻译水平模型的提出不仅仅适用于翻译活动的一般性总结, 也适用于法律术语的翻译。

　　根据曹菡艾教授的观点可知, 法律术语的翻译不仅涉及到不同的语言, 还涉及到不同国家法律制度赋予该法律术语特定的涵义, 因此翻译法律术语不能过分追求两种术语的完全一致。事实上, 来自不同国家的法律概念很难或者不可能是一致的, 因此翻译法律术语的过程中试图去寻找完全一致的对等概念是徒劳的 (6) 。然而, 由于实际的需要, 翻译法律术语势在必行, 找到恰当的翻译并规避明显有错误的翻译却是可行的。

　　那么怎样寻找恰当的翻译呢?根据曹菡艾的翻译水平理论可以明确, 恰当的翻译首先不能是错误的, 这是找出恰当翻译的第一道门槛, 也是满足语言翻译能力先决条件。其次, 恰当的翻译根据不同的翻译情形会表现出不同的形式。具体而言, 如果把翻译法律术语将会遇到的情形分为两种:一是无论在语言层面还是涵义层面, 源语和目的语之间根本不存在对等的概念。那么, 在这种情况下, 译者就必须充分调动翻译策略能力, 通过释义进行补充, 或者借鉴、创造、引进新的法律术语。2012年, 谭福民等[3]指出:“在完全不对等的情况下使用释义、中性词、借词或新词的策略。”此外, 19世纪末20世纪初, 中国的很多法律术语就是借鉴自日本, 而这些概念更早些时候是日本从欧洲翻译过来的。这些法律术语有人权 (human right) , 主权 (sovereignty) , 民法 (civil law) , 刑法 (criminal law) 和宪法 (constitution) 。在这种情况下, 此类通过借鉴、创造或者引进手段而产生的法律术语被赋予了新的特定涵义, 随着实践中的使用逐渐特定化, 这些法律术语就可以称为是恰当的翻译。二是在涵义层面上或者语言层面源语存在和目的语相似的词或者概念。也就是说, 源语和目的语相应的法律制度赋予这些概念的涵义以及在各自语言环境下这些概念的用法是不能完全一致的。通常在这种情况下, 这些法律术语在翻译过程中仍需要被使用。但是值得注意的是, 在使用这类词的过程中, 法律翻译工作者可协同调动翻译策略能力, 语言翻译能力以及结构性知识, 通过两个策略便宜行事, 即“在接近对等的情况下使用意义相对应的词:在部分对等的情况下扩大词汇的意义。[3]”当然, 这些在涵义层面或者语言层面上有一致性的词或概念也不能随意挑选, 要成为恰当的翻译需要符合最低标准, 也就是在目的语中挑选出来的词或者概念本身固有的含义要与源语不矛盾并且在涵义层面或者语言层面存在一定的关联, 简而言之, 当母语为目的语的人在使用这些被翻译出来的术语时, 他们不会觉得这些词在涵义上存在明显的混淆而引发误解, 并且认为这样的翻译还比较地道可以理解。

　　因此, 要比较恰当地翻译法律术语“物证”需要符合一个最低标准并可以采取三种策略。翻译的标准包括:翻译的版本不能是错误的;译文不能引起误解和混淆。三种策略是翻译工作者在翻译术语的过程中可以使用的: (1) 在接近对等的情况下使用意义相对应的词; (2) 在部分对等的情况下扩大词汇的意义; (3) 在完全不对等的情况下使用释义、借词或新词的策略, 避免由于经验主义而犯的错误。

　　2、“物证”的恰当翻译是否“material evidence”

　　提到“物证”, 母语非英语的法律翻译工作者根据“物证”的字面含义, 容易出现例1的情况, 把物证简单翻译成“material evidence”。那么, “物证”能否被翻译成“material evidence”呢?因为“物证”的翻译涉及到不同语言以及不同法律制度下对“物证”这个词赋予的涵义, 翻译起来并不简单, 这个翻译的版本值得推敲。

　　例1: (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官网英译版Criminal Procedure Law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

　　Chapter V Evidence

　　Article 42 All facts that prove the true circumstances of a case shall be evidence.

　　There shall be the following seven categories of evidence:

　　(1) material evidence and documentary evidence;

　　(2) testimony of witnesses;

　　(3) statements of victims;

　　(4) statements and exculpations of criminal suspects or defendants;

　　(5) expert conclusions;

　　(6) records of inquests and examination;and

　　(7) audio-visual materials.

　　Any of the above evidence must be verified before it can be used as the basis for deciding cases.

　　此处翻译为最新版本的《刑诉法》英译版, 这一版本使用的物证翻译为material evidence, 这无疑是误译, 但却由于口译员缺乏结构知识而以讹传讹沿用至今。

　　例2 (清耐都.奥格邦纳 (CHINEDU.OGBANNA) 走私毒品一案) :

　　原文:

　　公:下面出示本案相关的证据:

　　一、书证、物证

　　......

　　译文:

　　Public Prosecutor:The Prosecutor has the following evidences to present to the court:

　　1、Documentary evidence and material evidence.

　　2.1、 什么是“物证”———法律知识即翻译结构知识解析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四十八条和《民事诉讼法》第三十六条都对证据做出了明确的规定。以《刑事诉讼法》为例, 其第四十八条明确规定:可以用于证明案件事实的材料, 都是证据。其中第二款对证据种类作出了明确规定, 证据有八个分类: (一) 物证; (二) 书证; (三) 证人证言; (四) 被害人陈述; (五)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辩解; (六) 鉴定意见; (七) 勘验、检查、辨认、侦查实验等笔录; (八) 视听资料、电子数据。

　　从学理角度分析, 物证是指以外部特征、存在状态、物质属性等来证明有关案件事实的实物和痕迹。物证范围广泛, 包括作案的工具、行为所侵害的客体物、行为过程中所遗留的痕迹和物品, 以及其他能够作为揭露和证明与案件有关事实之用的物品和痕迹。包括犯罪使用的工具、犯罪遗留下来的物质痕迹、犯罪行为侵犯的客体物、犯罪现场留下的物品以及其他可以用来发现犯罪行为和查获犯罪分子的存在物等等。

　　概括而言, 物证具有以下特征:第一, 物证是以其外部特征、存在状态、物质属性等来证明有关案件事实。第二, 物证更直观, 更容易把握。第三, 物证客观性强, 真实性大。第四, 物证一般为间接证据。

　　由此可见, 《刑事诉讼法》已经对什么是物证做出了明确的界定。

　　2.2 、什么是“material evidence”

　　根据美国《布莱克法律词典》[5] (以下简称BLD) 的标注, “material evidence”指的是“evidence having logical connection with the consequential facts or the issues”即“与案件的事实或结果存在逻辑关系的证据。”除此之外, 《韦氏法律词典》[6] (以下简称韦氏) 也对“material evidence”做出了注解, 即“Evidence that is likely to affect the determination of a matter or issue;specify:evidence that warrants reopening of a claim or a reversal of a conviction because but for the circumstances that the evidence was unavailable the outcome of the first proceeding would have been different”。韦氏的注解和《元照英美法词典》[7] (以下简称元照) 的相关注释交相辉映, 即“实质性证据, 指因其与重要事实或争议问题的逻辑联系而可能影响案件审理者对事实的认定的证据。对诉讼中未出示的证据, 如果可以合理地认为, 若该证据被提出, 案件结果将可能不同, 则可认为该证据为实质性证据。”此外, 英国的《朗文法律词典》[8] (以下简称朗文) 对“material evidence”没有相关释义。

　　然而, 我国台湾地区的《英汉法学大辞典》[9]把“material evidence”解释为“实质性证据;物证, 对审理的事实有影响的证据。”这个注解显然有别于其他三部词典的解释, 提到了“material evidence”包含物证的意思, 但是又加上了范围的限制, 需“对审理的事实有影响的证据”。显然“material evidence”的范围明显大于我国刑事诉讼法和民事诉讼法中赋予“物证”的涵义。

　　2.3、“物证”翻译成“material evidence”不恰当

　　根据“异化原则”, 即以汉语法律术语的含义和所指为主要依据, 选择法律英语中最相类似的术语作为译名[10], 参考以上四部法律词典得出, “material evidence”在中文的意思最恰当的中文解释通俗理解为“重要证据”或者“实质性证据”, 不一定是“物证”。这样翻译甚至没有满足恰当翻译的最低标准———恰当的翻译首先不能是错误的。这种翻译版本不能正确体现我国刑事诉讼法和民事诉讼法赋予“物证”的特定涵义, 中英文之间的概念有偏差, 在涵义上有混淆容易引起误解, 甚至产生预期之外的法律效果, 尤其是对母语为英语的人。因此, 把“物证”翻译成“material evidence”是不合适的, 应该规避这种翻译版本。

　　3、 分析“物证”常见的五种翻译———语言能力与翻译策略解析

　　“物证”恰当的翻译应该是什么呢?根据查阅《布莱克法律词典》《韦氏法律词典》《元照英美法词典》《朗文法律词典》《英汉法学大辞典》 (台湾地区) 以及《英汉法律词典第四版》[11] (香港地区) 可知, “物证”较为常见的翻译版本为“physical evidence”, “real evidence”, “exhibit”, “demonstrative evi dence”以及“tangible evidence”。为了寻找最为恰当的翻译, 翻译工作者可以站在前人的肩膀上, 巧妙地应用翻译策略, 借鉴其他地区的翻译来减小翻译难度。比如香港、台湾地区由于都使用汉语, 借鉴香港、台湾地区的翻译将在很大程度上减小翻译过程中由结构性知识、语言翻译方面造成的翻译难度。然而, 比较这两个地区, 香港作为推行判例法制度的地区, 其法律制度和大陆地区相去甚远, 台湾是大陆法系, 在这方面台湾显得更有优势。更何况, 台湾不仅有刑诉、民诉之分, 还有“物证”的概念, 所以参考台湾地区的翻译版本更具有可行性和参考价值。

　　台湾地区的《英汉法学大辞典》把“physical evidence”标注为“物证”, 可见, 人们倾向于把“物证”翻译成“physical evidence”。此外, 例3也更加证实在台湾“物证”被翻译成“physical evidence”。

　　例3: (台湾东吴大学课程中英文介绍) :

　　鉴识科学乃一门新兴科学, 具有遏阻犯罪及维护司法品质的功能。物证之分析鉴识与物证价值, 已在各种情况下以各种方式为各方所共见:不仅执法单位日益仰赖唯有从现场及实验室才能获得的物证析识结果, 世界各民主法治国家无一不奉为 (科学办案、保障人权) 圭臬。

　　Forensic science has emerged as a significant element in efforts to control crime while maintaining a high quality of justice.The value of physical evidence a nd its analysis has been demonstrated in many ways on many occasions, and law enforcement officials have become increasingly dependent on results derived from scene search and laboratory analysis for evidence not obtainable by other avenues of investigation.

　　关于“物证”, 我国台湾地区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四条以及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七条做出了相应规范。从学理上分析何为“物证”, 不难发现, 在台湾地区, 物证与人证相对称, 是用来证明事实从而确定事实。台湾地区有关证据的规定都收录在民事刑事诉讼法中。物证有狭义和广义的区别。以广义物证为例, 广义的物证是指以物的存在、状态或文书意思为证据, 也就是把物作为证据的称谓, 也可以叫做证物, 如凶器、赃物、账簿等。所以把人或文书的存在或状态作为证据时, 也是物证, 而不是人证。此外, 把文书记载内容作为证据时, 也属于广义物证。

　　此外, 反观“physical evidence”, 首先BLD和韦氏明确指出“physical evidence”有一个同义词“real evidence”。因此, 分析“physical evidence”需要综合这两个词的注释。BLD把“physical evidence”解释为“physical evidence (such as clothing or a knife wound) that itself plays a direct part in the incident in question”。韦氏则解释为“tangible evidence (as a weapon, document, or visible injury) that is in some way related to the incident that give rise to the case.”元照更为明确地指出“physical evidence”为“物证, 是由事物本身提供的证据, 可由陪审团直接观察而不必经由证人口头描述。例如:某人的外貌、伤口、指纹等, 又如犯罪所用的武器、工具或其他有关物品、发生地点的外形等。”根据“异化原则”, 参考“physical evidence”和“real evidence”的释义, 可见“physical evidence”包含“物证”的涵义, 能够表达出台湾民事形式诉讼法赋予“物证”的涵义。

　　因此, 台湾地区把“物证”翻译成“physical evidence”是比较恰当的。一是“physical evidence”在英美法中本身就含有“物证”的意思, 不会产生像“material evidence”那样的错误, 符合翻译恰当术语的标准, 即“翻译的版本不能是错误的, 不会引起误解和混淆”。二是翻译过程中也策略性地采用了“在接近对等的情况下使用意义相对应的词”。因此, 把“物证”翻译成“physical evidence”或者“real evidence”是恰当并且较为地道的翻译。

　　通过比较台湾地区和祖国大陆地区物证的翻译, 尽管台湾民、刑诉讼法赋予“物证”的涵义比大陆地区的更加广, 但是根据“在部分对等的情况下扩大词汇的意义”的策略, 参考台湾地区, 祖国大陆地区把物证翻译成“physical evidence”也是恰当的。

　　当然, 除了“physical evidence”和“real evidence”, “物证”还有其他三种比较常见的翻译:“exhibit”, “demonstrative evidence”以及“tangible evidence”。

　　香港地区因为沿用英国的传统, 习惯把“物证”翻译成“exhibit”。《英汉法律词典》 (香港地区) 把“exhibits”解释为“呈堂证物;证物”。此外, 《朗文》作为英国出版的词典也把“exhibit”解释为“Something produced to be viewed by the judge or jury, or shown to a wit ness who is giving evidence, or an object referred to in an affidavit (q.v.) .”并明确表示“exhibit”的释义可以参考“real evidence”。但是综合BLD、韦氏、元照以及台湾《英汉法律大辞典》, “exhibit”更多是用于强调陈列品、展示物或者展示证据。在翻译过程中, 如果接受的对象是英国人, 可以把“物证”翻译成“exhibit”, 但如果不是英国人, 不妨翻译成“physical evidence”或者“real evidence”来得更好一些。

　　“demonstrative evidence”相比较以上几种翻译的版本显得更小众一些, 不见于朗文和《英汉法律词典》。BLD标注为“Physical evidence that one can see and inspect (i.e., an explanatory aid, such as a chart, map, and some computer simulations) and that, while of probative value and usu.Offered to clarify testimony, does not play a direct part in the incident in question”。但却明确表示用“demonstrative evidence”表示“物证”仍然稍显模糊有待商榷。韦氏解释为“Evidence in the form of objects (as maps, diagrams, or models) that has itself no probative value but is used to illustrate and clarify the factual matter at issue”。元照解释为“实物证据;展示证据, 广义上该词相当于物证 (real evidence) , 狭义上指本身并无证明价值 (probative value) , 但可用来说明和澄清有争议的事实问题的实物, 如地图、图表、模型、照片等”。因此, 把“物证”翻译为“demonstrative evidence”也算是恰当的, 但是相比较“physical evidence”就显得概念过于宽泛。

　　“tangible evidence”不见于韦氏和朗文。BLD解释为“Physical evidence that is either real or demonstrative”。元照明确注释为“实质证据:物证”。我国台湾地区《英汉法学大辞典》标注为“实物证据”。香港地区《英汉法律词典》没有关于“tangible evidence”的释义, 但是明确表明“tangible”的意思为“实体的”。综合以上四部词典, 把“物证”翻译成“tangible evidence”也是可行的, 只是稍显小众。

　　总之, 在“物证”常见的五种翻译“physical evidence”、“real evidence”、“exhibit”、“demonstrative evidence”以及“tangible evidence”都符合恰当翻译的标准, 但是考虑到法律术语翻译的广泛适用性和针对性, “physical evidence”和“real evidence”适用性最广, 针对性也最强;“exhibit”尤其适用于针对英国的翻译实践, 但如果翻译实践的对象不是英国, 则适用性小于“physical evidence”和“real evidence”。“demonstrative evidence”和“tangible evidence”都比较小众, “demonstrative evidence”比较宽泛。

　　4、 结语

　　综上所述, 法律术语的翻译虽然艰难, 但是寻求恰当的法律术语翻译版本却是能够实现的。为实现恰当的翻译, 法律翻译工作者在法律术语翻译过程中不仅需要充分调动翻译策略能力和语言翻译能力, 还需要充分掌握必须的结构性知识。在充分查阅工具书的基础上, 法律翻译工作者应遵循翻译恰当术语的最低标准———“翻译的版本不能是错误的, 不会引起误解和混淆”, 根据实际情况有挑选地采用术语翻译策略———“在接近对等的情况下使用意义相对应的词;在部分对等的情况下扩大词汇的意义;在完全不对等的情况下使用释义、借词或新词”, 从而找到法律术语翻译的恰当版本。

　　参考文献

　　[1] SUSAN SARCEVIC.New Approach to Legal Translation[M].Kluwer Law International, 1997:229.
　　[2]张法连, 张茜.关于汉英法律翻译中的词汇问题[J].中国成人教育, 2009 (20) :143-145.
　　[3]谭福民, 向红.从功能对等理论看法律英语术语的跨文化翻译[J].当代外语研究, 2012 (10) :52-77.
　　[4]屈文生.法律翻译研究的视角与思路---对法律翻译若干重要方面的梳理与理性评价[J].江西社会科学, 2010 (2) :246-251.
　　[5] BRYAN A.Garner:Black’s Law Dictionary[K].St.Paul, MN:West,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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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English Chinese Dictionary of Law[K].金光明, 译.上海:五洲出版社,
　　[10]赵德玉, 曲凤.法律术语“原告”和“被告”的英译译名[J].中国翻译, 2008 (2) :71-75.
　　[11] The English-Chinese Glossary of Legal Terms[K]. (Fourth Edition)

　　注释

　　1 DEBORAH CAO, Translating Law Multilingual Matters Ltd.2007
　　2 翻译自Deborah Cao, Translating Law:Translation proficiency is described as comprised of three sets of variables interacting with one another in the context of situation (Cao 1996a) : (1) translational language competence; (2) translational knowledge structures;and (3) translational strategic competence.
　　3 翻译自D.CAO, Translating Law:Translational strategic competence is used to describe the integrated mental ability inherent in the translation task when a translator carries out an operation on a text and enacts language and knowledge competence for communicative purposes in translation.
　　4 翻译自D.CAO, Translation Law:In short, critical to translators in terms of translational language competence is the ability to utilise, relate and mediate the SL and TL linguistic variables in the total communicative act of translating to achieve communicative goals.Translational language competence comprises a set of specific components in both the SL and TL that are activated and utilised in the translation act of intercultural and interlingual communication.
　　5 翻译自D.CAO, Translating Law:Within the present model, translational knowledge structures are defined as the knowledge that is essential to achieve interlingual and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in translation.Translation knowledge structures include general, specialist and literary knowledge.General knowledge refers to knowledge about the world.It includes knowledge about ecology, material culture, social organisation and other areas of both the SL and TL communities.Specialist knowledge is the subject knowledge that includes technical knowledge in a specialist field such as medicine, law, economics and science and technology.In legal translation, legal knowledge is the knowledge of propositions of law in a narrow sense and the knowledge of legal culture in a broad sense, including legal systems, legal order, legal institutions, history and practices and practitioners (Salmi-Tolonen 2004:1180-1181) .Literary knowledge includes knowledge in such areas as the Bible, stage, film, lyric, poetic and literary works, cultural history and literary studies.44.
　　6 翻译自D.CAO, Translating Law:It is also important to remember that legal concepts from different countries are seldom, if ever, identical.It is futile to search for absolute equivalence when translating legal concepts.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