虎妈说：优秀的学生和平庸的学生
优秀的学生和平庸的学生
如果露露心情好、精力集中，她就能够抓住滑动于指尖的这个小精灵；如果她情绪不佳、心烦意乱，华彩段就会不“华彩”，最终流于平淡。最糟糕的是，我从来就无法控制她的心情。
旅途中，露露和严厉的妈妈在宾馆里练习小提琴
露露叹了口气，她正在为学校的下一个活动发愁。
我驾车带着两个女儿从学校回家，我的心情也比较阴郁。索菲娅刚刚提醒我，她六年级的中世纪节（Medieval Festival）就要到了。我非常讨厌这些节日，以及那些私立学校才盛行的种种特殊项目。因为学校不是让学生通过书本来学习，而是不断地组织让学习看起来生动有趣的活动来给家长增加额外负担。
为了露露的“周游世界”项目（Passport-Around-the-World project），我得准备一份厄瓜多尔的菜肴（将一种美洲热带树木的种子捣碎，与鸡肉放在一起炖4个小时，再与油炸香蕉一起盛盘奉上），一个厄瓜多尔的艺术品（一匹产自玻利维亚的雕刻的骆驼，天知道和其他地方的骆驼有何不同），一个真的厄瓜多尔人供露露采访（我好不容易“挖掘”到一个厄瓜多尔留学生）。而露露要做的，就是制作护照：将一张纸折叠成1/4大小，写上“护照”两个字，然后带着它出席学校组织的国际风味食品节。在那里，上百个国家的特色食品摆放得琳琅满目，每一种都是由各种各样的学生家长烹饪的。
这样的活动我还算可以应付，可参加六年级精彩纷呈的中世纪节，就有些难准备了。每位学生都要穿中世纪的服装去参加活动，既不能悄悄地去租借，也不能搞得过于华丽昂贵，还要带去一种中世纪菜肴，保证是按照实实在在的中世纪方式烹饪的。最后，每个学生都得完成一项手工劳动，即制作一所中世纪风格的房屋模型。
那一天，我始终处于一种抓狂的状态，绞尽脑汁地琢磨哪位建筑家可以被我雇用，当然还得确保他不是另一位学生的父母。
就在我忙得四脚朝天的时候，露露却深深地叹了口气。
“我的朋友珠珠可幸运了，”她满脸羡慕地说，“她有好多宠物——两只鹦鹉、一条狗和一尾金鱼。”
我没有吭声儿。类似的话，我听索菲娅说过多次了。
“还有两头几内亚猪。”
“也许这就是她的小提琴才学到第一册的原因，”我说，“因为她尽忙着照顾宠物了。”
“我真想有个宠物。”
“你已经有了一个，”我忽然说道，“小提琴就是你的宠物。”
我从来就不是一个喜欢动物的人，小时候我也没有养过宠物。虽然没有做过调查研究，但在美国，我估计大多数中国移民的家庭都没有养宠物。中国父母忙于照顾孩子，没有余力去喂养宠物。他们在经济上也通常并不宽裕（我父亲那双去上班的鞋，他整整穿了8年），饲养宠物无疑是一种奢侈。此外，中国人对动物有着不同的看法，尤其是对狗。
在西方世界，长期以来狗都被看作忠实的伴侣；而在中国，它们会出现在菜单上。这么说或许让人很是不安，感觉就像是在进行种族的诋毁，但不幸的是，这是真实的情况。在中国，狗肉（尤其是小狗的肉）是一种美味佳肴，在韩国更是这样。我从来没有吃过狗肉，因为我爱莱西 [1] 。此外，卡迪·伍德朗聪明、忠实的狗狗尼罗，帮助他找到从波士顿返回威斯康星的路，也是我最喜欢的文学形象之一。然而，食用狗肉和拥有一条狗之间有很大的区别，我从来没想过在家里养一条狗，我就是不觉得有这个必要。
我希望露露喜欢她的“小提琴宠物”。然而，督促露露在弹钢琴的同时也练习小提琴，这个任务变得越来越艰巨。有一天，她对我喊道：“别在我面前晃来晃去的，你让我想起伏地魔 [2] 。你贴着我站在旁边，我就没法拉了！”
自己被孩子比喻成伏地魔，我并不像西方父母那样感觉受到了刺激，我还是坚持要孩子集中精力。“为我做件小事好吗？露露。”我得把话说得更容易接受，“一件小事：再把这一节拉一遍，但这次要很好地注意保持颤音的连贯，保证从第一个指位平滑地变换到第三个。还要记住，要用上全弓，因为这是最强音，最后运弓时要加一点儿速度。此外，别忘了保持右手拇指和左手小指的弯曲。来吧——开始！”
对我的“全方位指导”，露露的反应是“拒不执行”，好像我什么都没说。把我激怒后，她则装傻说：“抱歉，你想让我再做什么来着？”
在另外一些时候，露露则是像弹五弦琴那样把小提琴琴弦拨得震天响，来抗拒我提出的练习要求。更过分的是，她抓住小提琴琴把像拿着套马绳一样在头顶挥舞，直到我惊恐地大叫起来才罢手。当我提醒她挺直腰板，把小提琴拿高一点儿，她有时干脆像摊烂泥一般倒在地板上，伸出舌头，假装已劳累致死。而且常常还会一边练习，一边没完没了地唠叨：“我们练完了吗？我们练完了吗……”
也有一些时候，露露好像很喜欢小提琴。在我们一起练习后，她还要再练一会儿。当美妙悠扬的琴声在房间里回荡，她甚至会忘记了时间的流逝。她偶尔会要求把小提琴带到学校去为同学们演奏，放学回家时则难掩一脸的兴奋和快乐。或者在回家后飞快地冲到我的电脑桌旁，说：“妈妈，猜猜我最喜欢巴赫的哪一段曲子！”于是，我开始尽力去猜，基本上是70%的命中率。而露露就会说，“你怎么知道的”，或者是“不，是这一段——它是不是很美呀”。
假如不是为了让孩子们成功地站在舞台上，我也许会放弃，也许不会。就像对索菲娅和她的钢琴艺术充满希望一样，我对露露和她的小提琴也寄予厚望。我渴望她能赢得纽黑文协奏曲比赛的大奖，这样，她就能作为小提琴独奏演员在耶鲁大学的巴特尔礼堂演出。我渴望她成为青年管弦乐团最棒的首席小提琴手、成为美国最好的小提琴家——而她现在才刚刚开始上路。我知道那是唯一真正能让露露感受快乐的路，因此，她浪费的时间越多——在练习时跟我软磨硬泡、三心二意、装神弄鬼，我就要求她补习的时间越长。
“我们今天得把这首曲子练好，”我对露露说，“要花多少时间，这完全取决于你。如果有必要，我们可以在这儿磨蹭到半夜。”有些时候，我们真的练到满天星斗、万籁俱静。
有一天下午，露露对我说：“我的朋友达妮埃拉对我练习小提琴的时间非常吃惊。我告诉她我一天练6个小时，她简直不敢相信……”说到这儿，露露模仿达妮埃拉的表情，拼命地张大嘴巴。
“露露，你不应该说6个小时，达妮埃拉会误解的。因为在6个小时里你就浪费了5个小时。”我说。
露露对我的调侃并不介意，她说：“达妮埃拉非常同情我，她问我还有没有时间做别的事情，我告诉她我真的没有更多的时间来找乐，因为我是华裔孩子。”
我沉默着，什么也没说。露露经常为自己寻找盟友、拉帮结派组织小团伙，对此，我并不在乎。哪怕全美国的人总是站在她那一边，我也不会让这种压力影响我。 有几件我曾经做过的事情，至今都很后悔。
比如，有一次，我破例允许索菲娅去参加在外面过夜的同学聚会。小时候，我妈妈就常常对我说：“你为什么要到别人家去过夜？你家里出什么问题了吗？”当我也做了妈妈，我也会这样想。但是那一次，索菲娅央求我说，这是她“最好的朋友的生日聚会”，我最后心一软，就答应了。可是第二天早晨看到她回到家里，不仅筋疲力尽（无法顺利地进行钢琴练习），而且脾气暴躁、心绪不宁，我就后悔不迭。
其实，在外过夜的聚会对大多数孩子来说，毫无乐趣可言——它对那些放纵孩子却浑然不觉的父母，完全是一种惩罚。
在对索菲娅盘问一番后，我知道了那天晚上A、B、C同学串通一气在排斥D同学；当B同学在另一间屋子里时，她恶毒地诋毁E同学；而12岁的F同学，整晚都在喋喋不休地谈论她对性的神秘尝试。看来索菲娅完全没有必要把自己扔到西方社会的糟粕里去“经风雨、见世面”；我也不会让诸如“孩子需要去探索外面的世界”或“他们有必要从自己的错误中学习”之类的陈词滥调来误导我。
在许多方面，中国人与西方人的做法都截然不同。例如，关于怎样对待做不做考试加分题。一次，露露从学校回到家，说她刚刚参加了一个数学测验，完成得非常好，所以感觉没必要再做加分题。
我一时不知道说什么才好，她的做法我难以理解。
“为什么？”我追问，“为什么你没有做？”
“我不想错过课间休息时间。”
可我认为中国人的基本原则，是在任何时候都要尽力完成加分的测试题。
“为什么？”在我向露露解释这个基本原则时，她反问道。
对我来说，这就好像在问我为什么要呼吸。
“我的朋友中，没有一个人会这么做。”露露补充说。
“这不是事实，”我说，“我百分之百地肯定，艾米和朱诺做过加分题。”艾米和朱诺是露露班上的亚裔孩子。露露承认我说的没错。
“拉沙德和伊恩也做了加分题，可他们不是亚裔孩子。”她强辩道。
“啊哈，你有这么多朋友都做过加分题！可我并没有说只有亚裔孩子才做加分题，任何有着良好的家庭教育的孩子，都知道做加分题是天经地义的。露露，我对你的说法和做法感到震惊。老师会怎么看你？你为了课间休息而放弃做加分题？”
说到这里，我的眼泪都快流下来了。
“额外的分数并不是额外的，它就是实实在在的分数。正是这些分数，将优秀的学生和平庸的学生区别开来！”
“可是，课间休息实在是太好玩儿了。”露露还在做最后的突围。不过，她只是嘴硬而已。从那以后，露露像索菲娅一样，再也没有放弃过加分题。有时候，她们得到的加分甚至比测验本身的分数还要多——我高兴地看到，荒谬的行为从来就与华裔无关；是加分令亚裔孩子在美国得到众所周知的好成绩。
死记硬背的训练是另外一个例子。
索菲娅的五年级老师在每个星期五都会进行乘法速算测试。一次，索菲娅输给了一个韩国男孩，获得第二名。接下来的那个星期，我让索菲娅每天晚上做20张试卷（每个都包括100道速算题），而我则在一旁掐着秒表计时。一周的强化训练之后，索菲娅就次次稳拿第一。
比别人练习得更多，也是亚裔孩子能在音乐学校名列前茅的重要原因。正因为更加刻苦，露露神速的进步在每个星期六都会给舒加特先生留下深刻印象。他经常对露露说：“你这么快就掌握了新学的内容，将来一定会成为杰出的小提琴家。”
2005年秋天，露露9岁了。
舒加特先生说：“露露，我想你已经可以开始练习协奏曲了。我们把循序渐进的铃木教材先放一放，你说好不好？”他希望露露学练维奥蒂的23号G大调协奏曲。“如果你真的刻苦训练，我保证你能为冬季音乐会准备好第一乐章，唯一的问题是……”他意味深长地补充道，“乐曲中的华彩乐段非常难。”
舒加特先生真是老谋深算，他了解露露。华彩乐段是一个独特的部分，通常靠近协奏曲的尾声，需要无伴奏独奏。“它也是一个展示自己琴艺的机会，”舒加特先生说，“但它真的又长又难，像你这个年龄的孩子很难完成它。”
“它有多长呀？”露露的兴趣似乎被调动起来了。
“你问协奏曲吗？”舒加特先生说，“噢，很长，差不多有一页。”
“我想我能行。”露露说。她看起来信心十足——只要不是我逼她去做的事，她其实还是热爱挑战的。
身陷“维奥蒂”，我们之间的战争不断升级。“嘿，安静点儿吧，妈妈。”露露会暴怒地冲我嚷嚷，“你又变得歇斯底里、语无伦次了，我们还有一个月的练习时间。”而我考虑的是未来的规划。尽管完成这个协奏曲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但维奥蒂的协奏曲可以将露露的小提琴水平拔高一大截。在华彩乐段里，有很多非常快的琴弦跳动和不少像钢琴一样的双音和三音和弦，对小提琴而言，做到音准是非常困难的。
我期待着露露对华彩段的美丽演绎，几乎要走火入魔。而维奥蒂协奏曲的其他部分则比较一般，有的还略带学究气。舒加特先生所言极是，是华彩段令整个曲子大放异彩、价值倍增。
还有一周，音乐会就要如期举行了。我发现露露有潜力将华彩段表现得淋漓尽致，她能让旋律“唱响”优美的“歌”。对她来说，那是某种直觉。这部分的技术含量很高，尤其是结尾的那一长串非常炫耀的双音，很难做到完美无缺。练习时，这些美妙的技巧经常会因为一些因素被影响：如果露露心情好、精力集中，她就能够抓住滑动于指尖的这个小精灵；如果她情绪不佳、心烦意乱，华彩段就会不“华彩”，最终流于平淡。最糟糕的是，我从来就无法控制她的心情。
然而，我那天忽然有了一个灵感。“露露，”我说，“我有个主意……”
“哦，不……你还是打住吧。”露露发出呻吟。
“这可是个好主意，露露，你会喜欢的。”
“你说什么——练习两个小时？然后在饭前可以免去摆桌子的任务？不，谢谢了，妈妈。”
“露露，给我一秒钟，你听我说嘛。如果下个星期六你真的很好地完成了华彩段——就是说，超水平发挥，我要送你一件难以置信的礼物，我知道你会喜欢得发狂的。”
“你是说一份小甜点？或者是玩5分钟电脑游戏？”露露的口吻带着嘲讽。
我摇摇头，说：“它是如此令人惊讶，它的诱惑力甚至你根本就无法抗拒。”
“允许我参加一次玩伴聚会？”
我又摇了摇头。
“给我一大盒巧克力？”
我继续摇头。这回，该我来点儿嘲讽了。“你以为一盒巧克力你就难以抗拒？我比你还了解你自己，露露。我想送你的那样东西你永远也猜不到。”
正如我所说的那样，露露猜来猜去，压根儿就不着边际。这或许是因为这种想法是如此疯狂，大大超出了她的想象。
最后，我揭开了谜底。“是宠物，一条狗。如果下个星期六你能完美地表现华彩段，我就给咱家买一条狗。”
露露平生第一次被惊呆了。“一条……狗？”她重复道，“一条活蹦乱跳的……狗？”她满腹狐疑地强调说。
“是呀，一条小狗。要什么样的，你和索菲娅随便挑。”
想出这个主意的我，真是个天才呀！它永远永远地改变了我们的生活。
[1] 莱西（Lassie），一条牧羊犬的名字，是影片《灵犬莱西》（Lassie Come Home）中的主人公。故事发生在大萧条时期的英国约克郡，说的是一个家庭在困境中被迫卖掉了他们心爱的狗狗莱西。莱西在远离老家几百千米处逃出来，一路历尽艰辛，最后终于回到小主人的身旁。——译者注
[2] 伏地魔（Lord Voldemort），《哈利·波特》中黑暗势力的魔头。——译者注
当其他孩子还在用创造性的美国式方法，以小棒、珠子和锥形物体等道具学习从1数到10的时候。我已经在用死记硬背的中国式方法，教索菲娅加、减、乘、除，以及分数和小数，而它们是很难用小棒、珠子和锥形物体来演示正确答案的。
万事总是开头难，在千难万难的“开头”，许多西方父母都会选择放弃。然而，如果应用得当，中国父母的教子策略会带来良性循环。
如果孩子没有取得最优异的成绩，那么，一定是孩子不够用功。这也是中国父母总是对孩子们不合格的表现会进行严厉指责、惩罚，让孩子感到羞耻的原因。
完全撇开我教育孩子的观点，杰德依然倾向于严格的培养方法。他经常批评那些在家里从来不对孩子说“No”的父母（其实更糟糕的是，说完“No”但从不执行）。
所有文明的、体面的父母，都愿意做对孩子最有益的事情，而中国父母只是对怎样做最有益的事情，有着完全不同的想法。
比别人练习得更多，也是亚裔孩子能在音乐学校名列前茅的重要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