虎妈说：我的西方婆婆

我的西方婆婆

我的西方婆婆坚信，孩子们的童年就应该是一幅用顺其自然的随意、自由自在的天性、充满好奇的发现和丰富多彩的体验泼墨挥就的美丽画卷，而我从来不会把整整一天变成女儿们随心所欲的“开心秀”。

弗洛伦斯

2006年1月，我婆婆弗洛伦斯从她居住的曼哈顿公寓打来电话。“我刚刚接到医生从办公室打来的电话，”她的声音听起来怪怪的，还带着些许恼怒，“他们告诉我，说我得了急性白血病。”

早在两个月前，弗洛伦斯就被诊断出早期乳腺癌。个性坚强的她经历了手术和放疗，没有呻吟，没有抱怨。我最近听说她身体康复得很好，已经重返她在纽约的艺术舞台，并正在着手写作她的第二本书。

听了弗洛伦斯的坏消息，我的胃感到一阵痉挛。75岁的她看起来就像60岁的人，她怎么会……“这怎么可能？弗洛伦斯，医生一定是搞错了。”我笨拙地高声说道，“我马上给杰德打个电话，他会去问个究竟。别担心，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可是遗憾的是，这一切并没有好起来。

在我们通话的一周后，弗洛伦斯就在纽约长老会医院得到确诊，并开始进行化疗。经过数小时痛苦而艰难的研究，以及对其他治疗方案的权衡，杰德帮助弗洛伦斯选择了一个不那么严酷、不会让她过于恶心的以砷 [1] 为基础成分的化疗方案。

弗洛伦斯总是珍视杰德的意见，她乐意让索菲娅和露露知道，从杰德当年早产一个月来到人世间的那一刻起，她就对这个幼小的生命满心欢喜。“他当时因新生儿黄疸浑身发黄，看起来就像一个皱皱巴巴的小老头。”说到这个细节，她总是禁不住开怀大笑，“可我却认为他是那么完美。”杰德有许多地方都酷似弗洛伦斯，他遗传了母亲对美的感受力，有着与母亲一样匀称、好看的眼睛。人人都说杰德和母亲“简直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这话总是透着由衷的赞美。

我婆婆年轻的时候光彩照人。在她的大学毕业纪念册里，她看起来像极了美国著名影星丽塔·海沃思。即便已经50岁了，可她在聚会上依然以卓尔不群的魅力吸引着众人的目光；我也正是在那一年认识了她。

弗洛伦斯机智而迷人，有着非同寻常的判断力。你可以经常听到她的独特见解——什么样的衣服透着俗气，哪里的菜肴琳琅满目，哪国的人们对生活充满渴望。有一次，我穿着一套新衣服从楼上款款而下，令弗洛伦斯眼前一亮。“你看起来真是太棒了，美儿！”她热情地赞美说，“你近来的装扮集中地体现了你所有的优点！”

弗洛伦斯是一个不可思议的结合体。她常常着迷于一些怪诞离奇的事物，总说她艺术生涯中亲密接触的那些“美丽”事物让她感到乏味、产生审美疲劳。她以令人惊讶的独到眼光，在19世纪70年代投资了一批包括罗伯特·阿尼森和萨姆·吉列姆在内的当时相对还不太知名的现代艺术家的作品，当这些艺术家被人们一一地发掘出来，随着艺术的新星冉冉升起时，弗洛伦斯买下的画作一时间便价格飞涨，于是她大赚了一笔。

从来就不眼红任何人的弗洛伦斯，对人们对她的忌妒毫无感觉，也并不在意自己的孑然一身；她喜欢自己独立自在的生活，拒绝了许多富裕而成功的男士对她提出的第二次结婚的请求。尽管她热衷于参加时髦服饰和艺术画廊的开幕式，但是这个世界上她最最乐此不疲的事情，是在水晶湖里游泳（她像个孩子一样，在那里度过了每一个旖旎的夏日时光），亲手为老朋友们准备丰盛的晚餐。当然，她最开心的事情，要数和她的孙女索菲娅和露露待在一起。“波波” [2] ——孙女们总是这样亲热地称呼她，这可是弗洛伦斯奶奶为自己想出的绝妙名字。

6个星期的化疗后，弗洛伦斯的病情在3月份得到缓解。那时候，虚弱的阴影笼罩着她。我记得去医院看望她的那一幕：她背靠白色的枕头坐在病床上，看起来是那么瘦小，就像她自己被缩小了25%后的“影印本”。不过，她的头发都还“健在”，胃口相当不错，轻松愉快的个性也丝毫未变——她正为自己的“刑满释放”而心花怒放。

而杰德和我知道，她病情的缓解只是暂时的。医生一再警醒我们，弗洛伦斯病情的预后不容乐观。白血病来势凶猛，极具攻击性，在半年至一年之内，复发的可能性极大。由于她已是75岁的耄耋之人，已无可能做脊髓移植手术——简而言之，就是已经没有治愈的可能。然而，弗洛伦斯对自己的病情并不全然了解，对治疗前景到底有多么令人绝望也似乎一无所知。杰德几次试着将这个严酷的现实解释给她听，但在人生的灾难面前，弗洛伦斯还是表现出她一贯的不屈不挠和乐观。在她眼里，事情并没有那么糟。

“噢，亲爱的——等我出院以后，我得将大把的时间花在健身房了。”她令人惊异地说，“你瞧，我肌肉的张力都快丧失殆尽了。”

而对我们来说，最要紧的，是要对弗洛伦斯下一步该怎么办做出决定。她已经虚弱得无法走路，还得定期到医院输血，要延续过去那种过着“独行侠”般的生活已绝无可能。弗洛伦斯也不能求助于其他的家庭成员。她很少与前夫联系，还有个女儿，也住在遥远的外地。

我建议弗洛伦斯到纽黑文来与我们同住。在我幼小的时候，我妈妈年迈的双亲就和我们一起住在印度尼西亚。我爸爸的母亲和叔叔生活在芝加哥，直到她87岁那年去世。我也总在想，必要时我是会把父母接过来照顾他们的。

这就是中国人对待父母的方式。

令我惊讶的是，杰德对我的建议表现得比较迟疑。这并不是意味着他不爱自己的母亲，而是担心我过去就与弗洛伦斯常起争执，甚至搞得不开心。在教育孩子方面，弗洛伦斯和我有着截然不同的看法，而我们俩的个性都非常强。我知道，即便是身患绝症，弗洛伦斯也不会放弃她的观点。杰德要我试想一下，倘若露露和我摆开战场、剑拔弩张，而弗洛伦斯感觉有必要加入战斗，并和孙女成为同一条战壕的“战友”……

当然，杰德的担心是有道理的。

弗洛伦斯多年来和我相处得很好——是她，把我领进了现代艺术的神圣殿堂，我一直都特别喜欢和她一起参加博物馆和画廊的各种活动。可是，在索菲娅出生之后，我们之间就开始发生冲突。事实上，正是由于与弗洛伦斯的矛盾冲突，才让我第一次认识到中西方文化在养育孩子方面存在着如此明显、深刻的差异。

首先，弗洛伦斯很有品位，她是一位艺术、食品和红酒的鉴赏家。她喜欢华丽张扬的面料，喜欢有益于健康的黑巧克力。无论何时我们旅游归来，她都要向孙女们问起她们在外面看到的色彩、闻到的气息、尝到的美味。对孩子们该怎样度过童年，弗洛伦斯绝对是自有主张。她坚信，童年就应该是一幅用顺其自然的随意、自由自在的天性、充满好奇的发现和丰富多彩的体验泼墨挥就的美丽画卷。

在水晶湖，弗洛伦斯认为她的孙女应该学会游泳、远足，并勇于探索她们感兴趣的地方。而我却告诉她们，假如你们独自走出这所房子的前廊，绑架儿童的坏蛋很可能正在暗处虎视眈眈！我还提醒女孩们，水晶湖的深处有凶猛残忍的食人鱼。我的做法或许看起来有些过分，但我认为貌似尊重的“信任”就意味着不负责任的“放手”。

有一次在湖边度假，弗洛伦斯在住地帮我们照看孩子。我回去时，发现两岁的索菲娅独自在外面跑来跑去，手里还拖着把园丁用的大剪刀，而那把剪刀的“个头”和小小的她差不多一样高。

我当时的第一反应是一把夺过大剪刀扔到一边。

“她想用这把剪子剪野花儿哪！”弗洛伦斯却天真地说。

事实上，我不是很会享受生活。我想做的事情总是排着长长的队伍，等待着我的亲历亲为。我讨厌花时间去做按摩，我不喜欢去加勒比海度假。弗洛伦斯把童年看作逝去就永不再来的欢乐，我把它看作一个进行基础训练、塑造个性和为未来投资的阶段。 弗洛伦斯常常希望能有整整一天的时间，可以和孙女待在一起。她曾经这样要求过，可我从来不会把整整一天变成她们随心所欲的“开心秀”。如果满足了这样的要求，她们就没有时间完成作业、学说中国话、练习钢琴和小提琴。

弗洛伦斯赞赏叛逆的精神，乐于探究道德两难的哲学含义，也喜欢研究心理的复杂性。我也有这样的爱好，但不会将它们运用到孩子们身上。

“索菲娅对她的新妹妹太忌妒了，”在露露出生不久，弗洛伦斯曾经咯咯地笑着说，“她只想划着小船把露露送回她降临人间的地方。”

“不，她不会的！”我回应道，“索菲娅喜欢她的新妹妹。”我感觉弗洛伦斯似乎正在虚构手足同胞相互竞争的例证。西方人有多种心理失调的现象，而亚洲人则很少有这样的问题。我们认识的中国人中，有几个人会因注意力无法集中而导致混乱？

作为中国人，我几乎从不与弗洛伦斯发生公开的争论。我在前面所说的“矛盾冲突”，指的是背地里在杰德面前对弗洛伦斯的批评和指责。对弗洛伦斯的诸多建议，我总是表现出包容和表面上的好脾气。因此，我们应该为杰德加分，特别是由于中西方文化发生冲突时，他成了首当其冲的受害者。

然而，所有的问题都不成问题，因为弗洛伦斯是杰德的母亲。在中国人看来，既然他们是你的父母，就没有什么好商量的。父母就是父母，他们的地位不可置疑。要知道，是他们把你带到这个世界上来，你一辈子都欠着他们一份情（即便你并不这么想），你要为他们做一切你应该做的事情（即使这样做会毁了你自己的生活）。

4月初，杰德从医院里将弗洛伦斯带回了我们在纽黑文的家，并把母亲背上了二楼。刚刚出院的弗洛伦斯表现出难以置信的兴奋和快乐，仿佛我们一家人又齐聚到了某个度假胜地。我们把她安顿在一间客房里，紧挨着孙女们的卧室；从我们的主卧走到客厅，就会经过弗洛伦斯的卧室。我们雇了位看护，负责照看弗洛伦斯的衣食住行；理疗医师也常常来为她进行身体的检测和护理。

几乎在每个夜晚，杰德、孩子们和我都与弗洛伦斯一起吃晚饭；在最初的几个星期，晚餐经常安排在她的房间里，因为她下楼不太方便。我也曾经邀请过她的几位好友前来共进晚餐。我们在她的房间里打开红酒、摆上奶酪，好好地热闹了一番。

那天，弗洛伦斯一看到我挑选的那些奶酪就貌似大惊失色，并要我去买一些不同的奶酪回来。我没有恼怒，反而为弗洛伦斯的“依然故我”感到高兴。她的好品位已然随着血脉的传承，植入了我女儿们的基因中，我也因此知道了哪些奶酪不能再买。

那时候，杰德要送弗洛伦斯到纽黑文的医院进行检查和治疗，每周至少两次。尽管凶多吉少的阴霾始终笼罩着我们，可弗洛伦斯的病情在我们家里竟然奇迹般显示出好转的迹象。

5月3日是她的生日，我们全家倾巢出动，到一家非常不错的饭店为她庆贺，我们的朋友亨利和玛丽娜也参加了聚会。他们吃惊地看到，眼前的弗洛伦斯与6个星期前在医院里见到的那个她，简直是判若两人！身着一件高领的、不对称裁剪的“三宅一生” [3] 短上衣，她迷人的魅力再次大放光彩，看起来一点儿也不像个病人。

可是仅仅在几天后的5月7日清晨，弗洛伦斯突然病情恶化，杰德匆匆忙忙地将她送往医院进行紧急的输血救治。及时的抢救把她从死亡的边缘拉了回来，当8位客人前来看望她时，她看起来气色不错。

就是在那一天，索菲娅在家里接受了犹太女孩的成年礼 [4] 。

万里无云、天幕湛蓝的晴空下，我们摆好桌子，在花瓶里插上了洁白的郁金香。在索菲娅的成人仪式结束后，我们在一起享用了黄澄澄的法国土司、红艳艳的草莓和香喷喷的中国广式点心。所有的菜肴、瓜果、糕点，都是索菲娅和露露安排的。杰德和我有幸做了回“甩手掌柜”，对生活能将如此简单、朴实的幸福呈现在我们的面前，感到万分惊讶。

一个星期后，弗洛伦斯感觉自己已经有足够的体力在看护的陪伴下返回她在纽约的公寓，于是她回到了自己的“老窝”。5月21日，弗洛伦斯在公寓里由于突发中风去世，而她当天晚上本来计划要外出和朋友一块儿喝酒，对冥冥中自己生命的“大限”一无所知……

葬礼上，索菲娅和露露朗读了自己撰写的简短悼词。下面的话选自露露的悼词：

在波波过去住在我们家的一个多月里，我有许多时间和她待在一起——不管是一块儿吃午饭、玩牌，还是聊天。有两个夜晚，我们单独相处，互相照顾。尽管抱病在身的她无法像正常人那样行走，可是和她在一起我一点儿也不害怕。她是个非常坚强的人。只要想起波波，我就会想到她的欢快和笑声。她对快乐的热爱让我也强烈地感受到快乐的拥抱。

我真的会非常想你的——波波！

索菲娅则说：

波波从未停止过对人生的思考，她总是渴望做一个知性达人，以全方位地体验幸福，到达生命的极限，活出不一样的人生。我想她已经如愿以偿了，因为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她都没有放弃自己的追求。

希望有一天，我也能像波波一样，找到属于自己的精彩。

听了露露和索菲娅的肺腑之言，我不禁万分感慨地想到，杰德和我以中国人对待父母的方式将弗洛伦斯接到家里与我们同住，让孩子们亲眼看到我们是如何对待生病的老人，这样做令我感到骄傲和开心。

在这个过程中，索菲娅和露露也帮助我们照顾了弗洛伦斯，对此，我同样深感欣慰。“对快乐的热爱”，“全方位地体验幸福”，孩子们的话一直在我的耳旁回响。我在想，如果哪一天我们忽然也病倒了，女儿们也会把我们接到家里，像我们照顾奶奶那样照顾我们吗？或者，她们会选择自己的“幸福”和“自由”？

我想进一步阐明的是，幸福不是一个空洞的概念，中国父母在教育孩子的时候，并不会刻意把幸福挂在嘴边。 中西方父母面对幸福的理解差异常常让我感到忧虑。当我的目光缓缓扫过我家的钢琴、小提琴，看到孩子们纤细、稚嫩的手指因为长期练琴而磨出的老茧，或者是那些留在钢琴上赫然可见的牙印……有时候，我真的会怀疑自己，这么做是否值得。

然而举目四望，我看到的事实却是，无数的西方家庭在崩溃——无数个长大成人的儿子和女儿并没有出现在父母的身旁，甚至是最起码的口头上的关心都没有。那么，我很难相信，西方父母的养育方式在把孩子们引向幸福人生时能做得更好。

有趣的是，我遇见过许多西方父母，他们常常会摇摇头，失望而沮丧地说：“作为父母，在孩子面前你永远都是个失败者。无论你曾经为孩子们做了什么、付出多少，他们长大以后都只会怨恨你。”

而许许多多亚洲孩子的情况却与此相反。我接触过很多这样的孩子，他们承认自己在成长过程中承受过父母极为苛刻甚至是严酷的要求，但是他们在描述自己对父母的尊敬、爱戴以及难以表达的感激时，依然情真意切。

在他们身上，你找不到痛苦和怨恨的踪迹。

我真的不知道事情怎么会是这样。他们被“洗脑”了？或是患上了斯德哥尔摩综合征 [5] ？但是有一件事情却是确定无疑的，那就是：西方的孩子肯定不比中国的孩子更幸福！

[1] 砷（arsenic），是一种有效治疗急性早期幼细胞白血病的新药。——译者注

[2] 波波，英文为“Popo”，原意是“绿碧石”。——译者注

[3] 三宅一生（Issey Miyake），日本著名的国际顶尖服装设计大师三宅一生创造的时尚品牌。——译者注

[4] 犹太女孩的成年礼（Bat Mitzvah），是犹太女孩在13岁时接受的成人仪式，这意味着她从这个时刻已开始承担宗教义务。——译者注

[5] 斯德哥尔摩综合征（Stockholm syndrome），又称为人质情结、人质综合征，是指被害者（人质）对于犯罪者产生一种心理上的依赖感，甚至反过来帮助犯罪者的一种情结。——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