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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译述”正风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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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ho

2015年07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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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雨果的《悲惨世界》首次传入中国,是光绪二十九年苏曼殊、陈独秀合译的《惨社会》,但《国民日日报》没连载完便停刊了。第二年,镜今书局出版了陈独秀续完后的单行本,易名《惨世界》。该书只是节译,却又多出不少连雨果也闻所未闻的内容,在凭空增添的故事里,译者新增的人物还要发表政见,那位男德就说道:“那支那国孔子的奴隶教训,只有那班支那贱种奉作金科玉律,难道我们法兰西贵重的国民,也要听那些狗屁吗?”又说:“我们法兰西人比不得那东方支那贱种的人,把杀害他祖宗的仇人,当作圣主仁君看待。”若要追寻陈独秀反满反孔的思想线索,这些倒是例证,但当时的读者却会被误导,真的以为法国大文豪也在反满与反孔。

  一部名著怎会译成这个模样?报上的推介透露了线索:“参照本国社会现象,悉心结构”,原来译者的着眼点是批判本国的现实问题。其时翻译增添内容者时见,周桂笙嫌《毒蛇圈》第三回文字平淡,便凭空加入许多插科打诨,吴趼人的回末评语还大为赞赏:“此为小说家不二法门。西文原本,不如是也。”吴趼人增添的本领更是无人可及,“原译仅得六回”的《电术奇谈》,被他生发为二十四回,竟为原译作的四倍,他还得意地告诉读者,其中大量“助阅者之兴味”的内容“为原译所无”,而且人名、地名等全改为中国式的,“俾读者可省脑力”。

  同时也有人在删减,杨紫驎与包天笑合译的《迦因小传》最典型。英国哈葛得的这部小说,杨、包二人只译了下本,并说这是没办法的事,“邮书欧美名都,思备其全,卒不可得”。该作在《励学译编》连载前,林纾翻译的《巴黎茶花女遗事》传遍中国,这则哀婉凄艳的故事打动了大批青年读者,严复还写下“可怜一卷《茶花女》,断尽支那荡子肠”的诗句。一场阅读热潮尚未平息,杨、包的《迦因小传》又接踵而出,读者们再次为西方的纯情少女所感动,同时又怀有只读到半部的遗憾。挺身而出弥补读者遗憾的是林纾,他与魏易合译了全书,并定名为《迦茵小传》,以区别于杨、包译本。林纾在书前《小引》中写道:他看到原著全本时,本想寄给“蟠溪子”(杨紫驎发表时的署名),让他译全,但“莫详其里居姓氏”,没法寄,又“不忍听其沦没”,不得已他便来“补译”了。林纾用“向秀犹生,郭象岂容窜稿;崔灏在上,李白奚用题诗”等语,对杨、包译本表示了充分的恭敬,他在杭州与北京曾两次购买此书,自己又译过全本,对两者间的重大差别自然十分清楚:迦茵在杨、包译本中是清洁娟好的纯情少女,在自己译本中却呈不知廉耻的形象,而且还有个私生子。

  林译本一出,读者们被惊得目瞪口呆,迦因与迦茵是一个作者写的吗?原来,杨、包翻译时,将一切可能妨碍纯情少女形象的内容全部删去,当然更不会有什么私生子。林纾按原著翻译,却遭到猛烈批评。“寅半生”写了《读<迦因小传>两译本书后》,分别发表于《月月小说》与《游戏世界》,意谓《传》就应该“传其品焉,传其德焉”,杨、包译本是“传其品也”,林译本“传其淫也”,格调从一开始就低了。文章还进一步发挥:“林氏则自诩译本之富,俨然以小说家自命,而所译诸书,半涉于牛鬼蛇神,于社会毫无裨益”,最后结论是:“得林氏足本,而后蟠溪子译本之佳处彰焉,而后蟠溪子译书之苦心见焉。”这种见解,当时竟是许多人的共识。一位“中原浪子”写道:“有好些外国小说,不合中国人好尚的,不必翻译”;另一位“海天独啸子”提出的翻译原则是:“凡删者删之,益者益之,窜易者窜易之,务使合于我国民之思想习惯。”

  那些译者确实也很难,带有异味的域外作品要进入中国,首先遇见的障碍是广大读者长期以来养成的欣赏习惯与审美趣味,这也是同治末年申报馆刊载翻译小说尝试失败的重要原因。要改造读者谈何容易,可改动的只能是原著的翻译了。梁启超是较早翻译小说者,他的经验是应“仿旧来小说体”,“纯以中国说部体段代之”。他主编的《时务报》先后连载了五篇福尔摩斯侦探小说,这是翻译小说在中国作为连续运动的开端。那些作品情节曲折,悬念与神秘性有很强的吸引力,案件实质不外乎遗产继承、因奸致杀、利益不均等类,都是中国读者早已熟悉的财、色二字,不过与中国公案小说中的菩萨显灵或冤魂托梦不同,破案展现了严密的逻辑推理与科学手段的运用,这也是在向读者灌输新的思想。叙事方式被改变是常见的事,它为与事件发展顺序相一致的直线型叙述所取代,结构因头绪减少而较单纯,铺垫类描写也被删去,以保证适应中国读者的阅读习惯,但也可能会使人误解,以为外国人也少不了要写“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的套话。此外,中西伦理道德观念的不同也须得顾及,林纾就翻译了些描述欧美孝子的小说,说明“西人不尽不孝矣,西学可以学矣”,清廷学部还向全国学堂推荐他那部《美洲童子万里寻亲记》;而译作甚多的陈景韩也明言,他翻译时“于我中国习惯不相合处多所更改”。经过方方面面的改动,翻译便变成了“译述”,而那几年间读者对此还颇为欢迎。

  欢迎“译述”的还有译者。光绪朝前中国懂外语者无多,朝廷设立同文馆,入学者有丰厚待遇,毕业后有可靠前程,可是人们偏视科举为正途,瞧不起洋鬼子语言的学习。庚子国变后,列强入侵已使中国沦于亡国边缘,人们开始迫切希望了解外国情形,翻译顿成紧缺行业。读者产生了阅读翻译小说的欲望,市场就一定有办法催生出一批译者。那些人初识外语,虽没本领按原著实译,却能大概知道是在讲什么故事,于是用自己的语言,再增添一些想象,一部翻译小说便问世了。这类作品多标“译述”,有时也标“编译”、“译演”、“译意”、“译编”、“意译”、“译著”、“辑译”、“演译”与“衍义”等等。总之,这是一个“译述”风行的年代。光绪二十八年时单行本与报刊刊载的翻译小说总共只有19种,第二年竟翻四倍为85种,到光绪三十二年又翻倍至178种,翌年更跃至270种。短短几年怎会冒出这许多译者?当时人提供了答案。由于“译书之价倍于著述之稿也”,而且“译述”中的“述”字可大做文章,大家便一窝蜂而上。或“学堂生徒,不专心肄业,而私译小说”,或“失馆之余,无以谋生”,便“东剿西袭,以作八股之故智,从而施之于小说”。“那些胡言乱道、书面上标着译某国某人的,也卖得几十块钱”,他们的“译述”速度又极快,“不假思索,下笔成文,十日呈功,半月成册。货之书肆,囊金而归”。速度更快者干脆将他人译作另换书名与译者名出版,书上还赫然大书“不许翻印”四字。还有人见林纾译名正盛,便弄出本《货殖传》说是他的新译,害得林老先生赶紧登报声明,称“仆译稿近四十种,并未译有此书”云云。

  “译述”之风来也快,去也速。宣统元年新出翻译小说单行本锐减至67种,翌年再减半,到宣统三年仅有11种。经历近千种翻译小说的疲劳轰炸后,读者的新鲜感业已消失,而且发现其中精品并不多。翻译多种言情小说的林纾也摸索出规律:“言男女事,机轴只有两法,非两女争一男者,则两男争一女。”此时,伍光建等人认真严肃翻译的小说开始问世,在该如何翻译的讨论中,“信达雅”的意见也逐渐占了上风。而且,新出的数量虽在锐减,但经受住读者检验的精品却在不断再版,市面上的翻译小说仍颇可观,只是依赖“译述”的南郭先生的生存空间已被市场强力压缩。看似从高峰跌至低谷,实际上是从“译述”的虚旺转入翻译小说应有的常态。可是,如果没有那几年“译述”的风行,翻译小说的发展能直接进入常态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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