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译述”正风行
一部名著怎会译成这个模样?报上的推介透露了线索：“参照本国社会现象，悉心结构”，原来译者的着眼点是批判本国的现实问题。其时翻译增添内容者时见，周桂笙嫌《毒蛇圈》第三回文字平淡，便凭空加入许多插科打诨，吴趼人的回末评语还大为赞赏：“此为小说家不二法门。西文原本，不如是也。”吴趼人增添的本领更是无人可及，“原译仅得六回”的《电术奇谈》，被他生发为二十四回，竟为原译作的四倍，他还得意地告诉读者，其中大量“助阅者之兴味”的内容“为原译所无”，而且人名、地名等全改为中国式的，“俾读者可省脑力”。
同时也有人在删减，杨紫驎与包天笑合译的《迦因小传》最典型。英国哈葛得的这部小说，杨、包二人只译了下本，并说这是没办法的事，“邮书欧美名都，思备其全，卒不可得”。该作在《励学译编》连载前，林纾翻译的《巴黎茶花女遗事》传遍中国，这则哀婉凄艳的故事打动了大批青年读者，严复还写下“可怜一卷《茶花女》，断尽支那荡子肠”的诗句。一场阅读热潮尚未平息，杨、包的《迦因小传》又接踵而出，读者们再次为西方的纯情少女所感动，同时又怀有只读到半部的遗憾。挺身而出弥补读者遗憾的是林纾，他与魏易合译了全书，并定名为《迦茵小传》，以区别于杨、包译本。林纾在书前《小引》中写道：他看到原著全本时，本想寄给“蟠溪子”(杨紫驎发表时的署名)，让他译全，但“莫详其里居姓氏”，没法寄，又“不忍听其沦没”，不得已他便来“补译”了。林纾用“向秀犹生，郭象岂容窜稿;崔灏在上，李白奚用题诗”等语，对杨、包译本表示了充分的恭敬，他在杭州与北京曾两次购买此书，自己又译过全本，对两者间的重大差别自然十分清楚：迦茵在杨、包译本中是清洁娟好的纯情少女，在自己译本中却呈不知廉耻的形象，而且还有个私生子。
林译本一出，读者们被惊得目瞪口呆，迦因与迦茵是一个作者写的吗?原来，杨、包翻译时，将一切可能妨碍纯情少女形象的内容全部删去，当然更不会有什么私生子。林纾按原著翻译，却遭到猛烈批评。“寅半生”写了《读<迦因小传>两译本书后》，分别发表于《月月小说》与《游戏世界》，意谓《传》就应该“传其品焉，传其德焉”，杨、包译本是“传其品也”，林译本“传其淫也”，格调从一开始就低了。文章还进一步发挥：“林氏则自诩译本之富，俨然以小说家自命，而所译诸书，半涉于牛鬼蛇神，于社会毫无裨益”，最后结论是：“得林氏足本，而后蟠溪子译本之佳处彰焉，而后蟠溪子译书之苦心见焉。”这种见解，当时竟是许多人的共识。一位“中原浪子”写道：“有好些外国小说，不合中国人好尚的，不必翻译”;另一位“海天独啸子”提出的翻译原则是：“凡删者删之，益者益之，窜易者窜易之，务使合于我国民之思想习惯。”
那些译者确实也很难，带有异味的域外作品要进入中国，首先遇见的障碍是广大读者长期以来养成的欣赏习惯与审美趣味，这也是同治末年申报馆刊载翻译小说尝试失败的重要原因。要改造读者谈何容易，可改动的只能是原著的翻译了。梁启超是较早翻译小说者，他的经验是应“仿旧来小说体”，“纯以中国说部体段代之”。他主编的《时务报》先后连载了五篇福尔摩斯侦探小说，这是翻译小说在中国作为连续运动的开端。那些作品情节曲折，悬念与神秘性有很强的吸引力，案件实质不外乎遗产继承、因奸致杀、利益不均等类，都是中国读者早已熟悉的财、色二字，不过与中国公案小说中的菩萨显灵或冤魂托梦不同，破案展现了严密的逻辑推理与科学手段的运用，这也是在向读者灌输新的思想。叙事方式被改变是常见的事，它为与事件发展顺序相一致的直线型叙述所取代，结构因头绪减少而较单纯，铺垫类描写也被删去，以保证适应中国读者的阅读习惯，但也可能会使人误解，以为外国人也少不了要写“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的套话。此外，中西伦理道德观念的不同也须得顾及，林纾就翻译了些描述欧美孝子的小说，说明“西人不尽不孝矣，西学可以学矣”，清廷学部还向全国学堂推荐他那部《美洲童子万里寻亲记》;而译作甚多的陈景韩也明言，他翻译时“于我中国习惯不相合处多所更改”。经过方方面面的改动，翻译便变成了“译述”，而那几年间读者对此还颇为欢迎。
欢迎“译述”的还有译者。光绪朝前中国懂外语者无多，朝廷设立同文馆，入学者有丰厚待遇，毕业后有可靠前程，可是人们偏视科举为正途，瞧不起洋鬼子语言的学习。庚子国变后，列强入侵已使中国沦于亡国边缘，人们开始迫切希望了解外国情形，翻译顿成紧缺行业。读者产生了阅读翻译小说的欲望，市场就一定有办法催生出一批译者。那些人初识外语，虽没本领按原著实译，却能大概知道是在讲什么故事，于是用自己的语言，再增添一些想象，一部翻译小说便问世了。这类作品多标“译述”，有时也标“编译”、“译演”、“译意”、“译编”、“意译”、“译著”、“辑译”、“演译”与“衍义”等等。总之，这是一个“译述”风行的年代。光绪二十八年时单行本与报刊刊载的翻译小说总共只有19种，第二年竟翻四倍为85种，到光绪三十二年又翻倍至178种，翌年更跃至270种。短短几年怎会冒出这许多译者?当时人提供了答案。由于“译书之价倍于著述之稿也”，而且“译述”中的“述”字可大做文章，大家便一窝蜂而上。或“学堂生徒，不专心肄业，而私译小说”，或“失馆之余，无以谋生”，便“东剿西袭，以作八股之故智，从而施之于小说”。“那些胡言乱道、书面上标着译某国某人的，也卖得几十块钱”，他们的“译述”速度又极快，“不假思索，下笔成文，十日呈功，半月成册。货之书肆，囊金而归”。速度更快者干脆将他人译作另换书名与译者名出版，书上还赫然大书“不许翻印”四字。还有人见林纾译名正盛，便弄出本《货殖传》说是他的新译，害得林老先生赶紧登报声明，称“仆译稿近四十种，并未译有此书”云云。
“译述”之风来也快，去也速。宣统元年新出翻译小说单行本锐减至67种，翌年再减半，到宣统三年仅有11种。经历近千种翻译小说的疲劳轰炸后，读者的新鲜感业已消失，而且发现其中精品并不多。翻译多种言情小说的林纾也摸索出规律：“言男女事，机轴只有两法，非两女争一男者，则两男争一女。”此时，伍光建等人认真严肃翻译的小说开始问世，在该如何翻译的讨论中，“信达雅”的意见也逐渐占了上风。而且，新出的数量虽在锐减，但经受住读者检验的精品却在不断再版，市面上的翻译小说仍颇可观，只是依赖“译述”的南郭先生的生存空间已被市场强力压缩。看似从高峰跌至低谷，实际上是从“译述”的虚旺转入翻译小说应有的常态。可是，如果没有那几年“译述”的风行，翻译小说的发展能直接进入常态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