莎士比亚也说脏话

莎士比亚也说脏话

尽管莎士比亚不太擅长使用双关语，但总的来说他也很克制，不太喜欢说些触犯禁忌的脏话。虽然damned这个词在他37部戏剧中出现了105次，但他所使用的脏话就仅限于for God's sake（看在上帝的份上）、a pox on't（感染梅毒）、God's bread（神的面包）和只用了一次的 whoreson jackanapes（私生子）。

在《凯撒大帝》（Julius Caesar）中没有一句脏话，这一点就它出现的历史时期来说显得不同寻常。而在与《凯撒大帝》同期上演的本·琼森逊（Ben Johnson）的《各有所好》（Every Man in His Humour）中就出现了表现力非常丰富的脏话，比如Whoreson base fellow（令人憎恶的家伙）、whoreson coney-catching rascal（你这个小杂种，coney是女性外阴的同义词）、by my fackins faith（以我该死的信仰为誓）和 I am the rankest cow that ever pissed（我是有史以来尿尿最臭的牛）。

他的其他剧作中还有比这更加震撼的脏话，比如I fart at thee（我对你放屁）、Shit o' your head（在你头上大便）和Turd i' your teeth（你牙齿里有大便）。同时期的另一部于1550年首演的戏剧《迈迦登的针》（Gammer Gurton's Needle）就有几十句骂人的话，比如By Jesus（以耶酥之名）、dirty bastard（脏混蛋）、bawdy bitch（淫秽的婊子）和for God's sake等，戏剧里面甚至还有一位牧师骂某个人是that shitten lout（那个拉屎的笨蛋）。这一时期其他有代表性的脏话包括kiss my blindcheeks（亲我的屁股）和stap my vitals（戳中我的要害）。

莎士比亚死后不久，英国经历了一段几乎所有国家都经历过的假道学盛行时期。1623年，政府通过一条法案规定说脏话是违法行为。人们如果说出upon my life（以我的生命担保）、by my troth（对天发誓）这样的话就会被罚款，其实这两句话和10年前的God's poxes（上帝的脓包）和fackins faiths（该死的信仰）比简直是小巫见大巫。1649年，这条法律更加严苛，规定如果咒骂父母将会被判处死刑。

这股拘谨守礼之风横扫整个世界，在19世纪越刮越烈，并逐渐达到最高峰。人们谨小慎微到了无法想象的程度，据说一位妇人为自己的金鱼都穿上了衣服以防裸露，有位布雷斯夫人竟花钱为巴黎的雪人裹上衣服。尽管人们普遍认为维多利亚女王执政时期（1837-1901）假道学盛行，但其实这股风潮由来已久。

这一时期有个著名的人物叫托马斯·鲍德勒（Thomas Bowdler），他是一位来自爱丁堡的医生，以对莎士比亚和吉本的著作进行删节和净化而闻名，他夸耀自己的行为并没有增加新的内容，只是修改了作品中不适合在全家人面前大声朗读的不雅字眼。他所著的《家藏莎士比亚戏剧集》（Family Shakespeare）于1818年面世，一年后维多利亚才降生。所以女王本人并非是这股风潮的始作俑者，只是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实际上，在她继位一个世纪之前，就有一位妇女指责塞缪尔·约翰逊将下流猥亵的词语编进了他的词典，对于这个指责，约翰逊只是不屑一顾地回答道：“所以夫人您是特地去找这些词了吗？”

关于19世纪的假道学之风，还有一个传闻，据说那时候人们会为钢琴腿穿上小裙子以防引起某些遐想。美国语言学家托马斯·派尔（Thomas Pyles）在他那本杰作，《美式英语的起源与发展》（Words and Ways of American English）中就追踪过这个故事的起源，结果他在1837年一位英国旅行者，弗雷德里克·马利埃特船长（Captain Frederick Marryat）所写的《美国日记》（Diary in America）中找到了它的原型。他的结论是这个故事只是为了幽默的效果杜撰出来的，绝非真事。

可信度更高的是这本书里记录的另一个趣事，当时马利埃特问一位年轻的小姐，她摔倒之后有没有伤着“腿”（leg），结果这位小姐转过涨得通红的脸，告诉他，在美国人们不用那个词。“我赶紧为自己的失礼道歉，因为除了英国的礼仪，我对其他国家的风俗礼仪颇为无知。”马利埃特不无玩笑地写道。他随后问那位小姐“那个词”要怎么说，结果他得到的回答是四肢（limbs）。

在那样一个时代，即使是最谨慎的言语也有可能会冒犯别人。stomach（胃）变成了belly（腹部）的委婉语，结果人们还是觉得它太具体，于是又出现了tummy（肚子）、midriff（上腹部），甚至还有breakfast（胃）。鸡的各个部位，比如breast（胸）、leg（脚）和thigh（腿）都能引起不快，结果只能用drumstick（鸡腿）、first joint（鸡脚）和white meat（鸡胸）来代替。

雄性动物的名字如buck（雄鹿）和stallion（种马）如果有女性在场也不能说出来。公牛只能叫sires、male animals以及最让人觉得讽刺的gentleman cows，但是远远还不止这些。任何含有cock的词语都要有自己的委婉语，结果haycock（干草堆）变成了haystack，cockerel（小公鸡）变成了rooster，就连那些名字里含有cock的人，比如Hitchcock或者Peacock，在向别人介绍自己的时候都感到非常难堪。在这一点上，美国人可以说是比英国人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们竟然将古英语中的titbit改成了tidbit。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我们不难想象，在1882年1月的某个早上，当读者打开伦敦的《泰晤士报》，发现了一篇言辞大胆直白的文章之后会有多么震惊。这是一篇关于总检察长在议会所做讲话的长篇报道，报道的最后一句竟然是：

“The speaker then said he felt inclined for a bit of fucking.”

毫无疑问，这篇报道在当时可谓轰动一时。《泰晤士报》的执行编辑们被这种公然冒犯大众的行为吓得目瞪口呆，他们过了整整4天才回过神来，向读者承认错误。在进行了一番极其彻底的内部调查之后，该报发表了一份道歉声明：“本报周一的一篇报道由于擅自篡改了威廉·哈考特爵士（Sir William Harcourt）演讲中的一句话而冒犯了公众，对此本报管理层感到痛心疾首。这种恶意的、秘密的捏造行为发生在报纸付印之前，警方正在对此次事件进行调查，我们希望始作俑者能早日受到法律的惩处。”

如果4天之后他们都没有找到肇事者，我怀疑他们是否真正找到了这个人。不管怎么样，6个月之后，报纸上又出现了一篇推销某本书的广告，广告语中提到“我们公立学校的日常生活，由首席学者们娓娓道来。书后附有一篇亨利·欧文所做的关于性交的专题论文所用词汇的词汇表”。

不管是谁导演了这场恶作剧，他们自此以后就销声匿迹了，不过后来还有人告诉我，当维多利亚女王为克里夫顿悬索桥支持开通仪式时，《泰晤士报》刊登的报道中有句话本该是“女王陛下走过大桥”（Her Majesty then passed over the bridge）却变成了“女王陛下在桥上尿尿”（ Her Majesty then pissed over the bridge）。这条花边新闻是真是假，我实在不好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