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文化史》 第9章 第二节 五、结论

后资本主义文化下的世界究竟将走向何处？学者专家分从不同的角度及领域提出看法。美国学者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在其《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The Cultural Contradictions of Capitalism)一书中有相当深入的分析。贝尔认为资本主义的发展至今已到达一个分水岭，即走入裂变的时代。经济上，专业的分工、重视利润的取向，将人压榨成无情的角色；政治上，追求平等的信念，促使政府介入调停不平等的机会更多，官僚集团势力更大；文化上，艺术的创作空间，受理性制约的影响，走向“反理性”的道途。后资本主义所呈现的矛盾是人的“整体”性与“部分”性的冲突。马克思在早年即提出“整体”的文化观，如今随着“意识形态的终结”已不再受到重视，但贝尔的呼吁，却激起更多的反思。

从人类历史变迁过程来看，“转型”是每个社会面对的共同问题，而每一个转型皆有其诉求，然诉求不外自由、平等、博爱三者，其中政治自由、社会平等已喧天价响，唯人文博爱则困扰时人，如何在后资本主义社会中重整文化的意义，有待正视。

文化是20世纪下半叶以来的显学，这种文化观所指的不是“产品”而是“过程”，或者说是一种关系。它承续马克思、结构主义的“不变中的变化”观，由历史的连贯中找出文化的“渗透”性。后资本主义文化是一种自发性，还是教育使然，是一个争议的问题。以前的文化教育由学校把持，以理性制约为基础，如今，欲望将后资本主义时代的人们带入与传统的对决之中，人究竟是否应有所约束，以及如何约束？是后资本主义的最大难题。对工具理性的批判让后现代的人努力追求“存异”的价值。也许工业化带来了人性上的一些危机，但舍弃了对“上帝”与对“人”的“认同”后，人又有何价值呢？所追求的自由平等又有何意义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