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格兰简史 Walpole and Pitt the Elder　沃波尔和老威廉?皮特(1714—1774)

英格兰简史 Walpole and Pitt the Elder　沃波尔和老威廉?皮特(1714—1774)

汉诺威家族是新贵，而不是天生的君王家族。他们之所以掌权，不是因为战功卓著或政权地位高，而是因为他们是一位新教国王的远房后代。他们大多数是头戴假发、面敷脂粉的小人物，无足轻重，既不会管教子女，也不敢对议会提意见。正因为如此，他们共同推动了议会政府的进程，而且远比亨利三世以来任何国王所起的作用都要更大。乔治们主要关心的是他们的情妇和打牌，在其他事情上任由国家自由呼吸和成长。其结果是，政治家不再小心侍奉国王，而是具有独立的政治人格，深受政党、民意、选民和经济力量的影响，这些使政治具有了新的重要意义。

1714年，时年54岁的乔治一世（1712—1727年在位）抵达伦敦，人们对此松了一口气，但却没有表示出任何热情。乔治一世不怎么会说英语，只来过英格兰这片新领土一次，他表示“不喜欢这里”。他自认为帮了英格兰一个忙，使王位免于落入斯图亚特家族之手。他是一位汉诺威独裁者，将妻子囚禁在城堡里达30年之久，只因为她同一名朝臣私通，这名朝臣也惨遭杀害并被肢解。除去妻子后，他带来了两名情妇，一胖一瘦，被称为“大象”和“柱子”，她们每晚轮流陪他打牌。新朝臣们在新的汉诺威广场建造房屋，采用老家的装饰图样。乔治一世的儿子乔治•奥古斯塔斯（George Augustus）讨厌父亲，他在伦敦斯特莱庄园（Leicester House）和性情活泼的妻子卡洛琳（Caroline）建立了一个单独的宫廷。她称汉诺威为“粪堆”（dunghill）。如果说在此之前国王的威严，更不必说神圣性，尚对英国人存有少许吸引力，那么这种吸引力也随着汉诺威的到来而消失了。

乔治一世经常不在伦敦，这为内阁带来了独立和地位。内阁会议由资深大臣主持，斯坦诺普亲王（Lord Stanhope）成为“首席”，此外粗犷的诺福克地主罗伯特•沃波尔（Robert Walpole）出任财政大臣。1715年，“老僭王”詹姆斯•斯图亚特在苏格兰掀起叛乱，内阁面临着挑战。阿盖尔公爵（Duke of Argyll）代表政府，赶在叛乱分子南下斯特灵之前阻截他们，詹姆斯一回到苏格兰，便不得不逃回法国。所谓的“1715年叛乱”还没开始便结束了。

和威廉一样，乔治一世认为王位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借英格兰国内的支持解决本国国内矛盾。1715年登基后举行选举，托利党人因为被怀疑有同情詹姆斯二世党人的嫌疑被打败，辉格党人再度执政。虽然辉格党一贯支持战争，可党内在如何支付过去战争费用以及是否支持乔治一世参战的问题上产生了意见分歧。国债升至5000万英镑，沃波尔辞去财政大臣一职。1720年，为了偿还国债，南海公司（South Sea Company）依照《乌得勒支和约》被授予了贸易垄断权。这导致了对该公司股份的疯狂投机，内阁官员公开赞扬股份的价值，结果钱都落在了自己口袋里。在几周时间内，南海公司价值100英镑的股份飙升至1000英镑，子公司的股份也迅速膨胀。据说当时几乎不可能在伦敦买到一辆四轮马车，信贷繁荣达到如此地步。

同年9月，南海泡沫（South Sea Bubble）破灭，举国震惊。成千上万的人倾家荡产，他们大多是伦敦市民，议会不得不宣读《取缔暴动法》（Riot Act）。斯坦诺普亲王在上议院突然中风，当场死亡。邮政大臣锒铛入狱，财政大臣（不再是沃波尔）也被关进监狱。有人提议将以股份抵押贷款的银行家们“绑起来放在装满蛇的袋子里，然后扔进阴沉沉的泰晤士河”。

1722年，沃波尔重新成为辉格党领导人，他也是英国历史上执政时间最长的反战政府的首脑。他身躯庞大，喜欢饮酒，生活奢华，他和托利党人一样，反对花费高昂的军事行动。因此他下令降低土地税，并向各方保证半独立的汉诺威国王统治下的辉格党政府不会破坏既有秩序。沃波尔最初是财政大臣，他是首个被称作“首相”（primeminister）的英国大臣。政府将地产发展项目中的一座市内房屋赠给了他。这座房子离怀特霍尔不远，其所在街道被命名为唐宁街。他颇为明智地坚持这座房子自此以后与首相一职相挂钩。

图中描绘的是在伦敦皇家交易所发生的“南海泡沫事件”。这场金融危机促成了沃波尔成为英国史上首位“首相”。

沃波尔的政治座右铭是“莫惹是非”（Let sleeping dogslie）。政府债务被转移到偿债基金中来，政府制定政策避免战争和促进贸易。“沃波尔和平期”被视为英格兰的黄金时代。蒲伯（Pope）、斯威夫特（Swift）、笛福和约翰逊用机智风趣的语言记录了当时的政治生活。洛克（Locke）和贝克莱（Berkeley）的哲学阐述了自由主义观点。政治对话的范畴开始从宫廷和议会向知识分子精英大范围扩展。在宗教领域，受《宗教考察法》保护的英国国教缺乏生气，这催生了约翰•卫斯理（John Wesley）的“卫理公会派”（Methodist）讲道，他自称“劫后余生的人”，存在的目的是激励英国国教发展。乔治一世时期社会环境怡人，新的中产阶级对波•纳什（Beau Nash）在公共集会场合所提倡的向上社会流动很感兴趣。与此同时，杜松子酒价格便宜，穷人也可以借酒浇愁。18世纪70年代，伦敦11区每区都有一家杜松子酒酒馆，人们“可以花一便士喝醉，花两便士喝个烂醉”。18世纪二三十年代是伦敦人口史上唯一一次停止增长的时代，当时大约有70万人。在1736年之前，《杜松子酒法令》（Gin Act）向酒馆征税和发放经营许可证，对消费起到了抑制作用。

波•纳什开设的浴场标志着一种全新的在贵族阶级和富裕中产阶级之间的社会流动性。

满载艺术品从大旅行（Grand Tour，指旧时英国贵族子弟遍游欧洲大陆）归来的贵族掀起了风格之战。一边是英国巴洛克风格，以范布勒、霍克斯莫尔（Hawksmoor）和吉布斯（Gibbs）为代表人物，其代表作有布莱尼姆宫、霍华德城堡（Castle Howard）和伦敦东部的“安妮女王”教堂。另一边是意大利帕拉第奥风格，以柏林顿爵士（LordBurlington）及其门徒科伦•坎贝尔（Colen Campell）和威廉•肯特（Willian Kent）为代表人物，其代表作有伦敦皮卡迪利大街（Piccadilly）的伯林顿府（Burlington House）和泰晤士河畔的奇兹威克府（Chiswick House）。有“英国斗牛犬”（British Bulldog）之称的画家威廉•荷加斯（WilliamHogarth）讽刺意大利帕拉第奥风格建筑来自外国，缺乏活力，不过这种风格在18世纪风靡英国建筑领域。同样，一位名叫弗雷德里克•汉德尔（Frederick Handel）的德国移民激发了英国音乐界的生气，汉诺威朝廷对他青睐有加。

1727年，乔治一世去世，沃波尔与旧王朝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或许是他被变节者乔治二世（1727—1760年在位）免职的原因。不过他和新王后卡洛琳关系不错，并且把王室专款花在政治盟友身上，因此他的地位几乎是不可撼动的。乔治二世比父亲乔治一世更受欢迎，但他渐渐变得懒惰和暴躁，他和王后都憎恶自己的儿子弗雷德里克（Frederick），一如他父亲曾厌恶他一样。有一次，王后看见弗雷德里克在大街上走，她说道：“我希望地面此刻开裂，把这个畜生打入十八层地狱。”汉诺威家族的人无法做到和蔼可亲，哪怕对自己人。

沃波尔，擅长政党政治，他是促成下议院在政府中地位得到显著提高的首位英国首相。

乔治二世缺乏个性，不过他不失为一位行事谨慎的君主。在有关宪法的事情上，他“看谁敢做我亲身证明不恰当的事”。他和沃波尔讲和，沃波尔继续执政了15年。沃波尔邀请肯特在诺福克为他修建了宏伟的霍顿庄园，他为这座庄园搜集了一批艺术品，一部分是用自己的薪水，一部分是赊账购得。1728年开演的《乞丐歌剧》（Beggar’s Opera）大受欢迎，剧中讽刺了沃波尔，他也是斯威夫特的《格列佛游记》一书中财政大臣弗里姆纳普（Flimnap）的原型。1734年，他在王后面前夸口说：“夫人，今年欧洲有5万人被杀，但没有一个是英国人。”

最终使沃波尔烦恼的正是他强烈反对的外国冒险主义。西班牙海盗骚扰伦敦的远洋贸易，商人们向沃波尔施加压力，要求他采取行动。年轻的议会演说家威廉•皮特（William Pitt）要求英国向西班牙开战，此举令年迈的马尔堡公爵夫人大悦，她死后给皮特留下了一大笔遗产。1738年，沃波尔和西班牙达成和解，不过双方对执行的意见分歧导致了1739年战争的爆发。这就是人所共知的“詹金斯的耳朵战争”（War of Jenkins’s Ear）。英国船长罗伯特•詹金斯（Robert Jenkins）称自己的一只耳朵被西班牙人割掉，皱巴巴的耳朵被呈交给议会。沃波尔认为全民的好战情绪令人不快，他表示：“他们现在斗志激昂，可是他们很快就会愁眉苦脸。”这场战争和新一轮西班牙和法国的敌对状态并无二致，1741年大选之时，首相长期的优势地位有所减弱。1742年，沃波尔没有通过不信任动议，只好回到上议院，据说他的落败是当时首次发表的童谣《谁杀死了知更鸟？》（Who KilledCock Robin?）的材料来源。

新政府仍由辉格党人主宰，辉格党当时的领导人是纽卡斯尔公爵（Duke ofNewcastle）佩勒姆兄弟（Pelham brothers）。据说他们两兄弟有“掌权的天赋，却没有治国的才能”。曾在汉诺威拥有绝对权力的乔治二世哀叹自己在伦敦缺乏权威：“大臣们是这个国家的国王，我在这儿什么都不是。”有些人甚至希望他连国王都当不成。1745年，“老僭王”的儿子波尼王子查理（Bonnie Prince Charlie）再次在苏格兰竖起反叛的大旗。苏格兰高地人一呼百应，组成军队南下迎击英格兰国王，按说这也是他们的国王。英国政府派坎伯兰公爵（Duke of Cumberland）迎战查理•查理领兵一路来到英国中部德比，由于缺少当地人的呼应，查理最终失败。坎伯兰公爵将查理赶回苏格兰，一直赶到苏格兰北部的因弗内斯（Inverness）。1746年4月，在可洛登（Culloden）的战役打响，查理临阵脱逃，他的贴身保镖称他为“该死的意大利懦夫”。

苏格兰高地叛军兵力不敌。他们“像野猫一样”拼死反抗，但却节节败退，死伤无数。苏格兰人遭受屠杀，他们的家族权力终结，他们的格子呢着装被禁止，他们的领导人被处死或囚禁起来。查理逃之夭夭，从此在法国和意大利过着动荡的流亡生活。坎伯兰公爵因冷酷无情被人送上“刽子手”（Butcher）的绰号，不过大多数英格兰人和苏格兰人松了一口气，旷日持久的斯图亚特争斗终于画上了句号。

原先反对纽卡斯尔公爵所领导辉格党政府的平民百姓如今簇拥在威廉•皮特身边。他头脑聪明，口才流利，冷淡超然。他在伦敦大街上的反法演讲深受欢迎，他与威尔士亲王弗雷德里克和莱斯特庄园一派私交甚好，因此乔治二世极不想对他委以官职。皮特反对拨款继续与法国交战，这更使他成为乔治二世的眼中钉。在1743年的在德廷根（Dettingen）的战役中，乔治二世甚至成为最后一位亲自上战场指挥作战的英国君主，他以59岁的高龄翻身下马，手持宝剑朝敌军冲去，最终英军获得大捷。

1746年，皮特的地位再也不容小觑，他被委任为财政大臣。由于皮特拒绝收受贿赂，这振奋了同僚们的士气。纽卡斯尔公爵仍是政府首脑，皮特却成为政府策划人和下议院掌舵人。他的政策非常明确。他一直反对沃波尔的不抵抗政策，也同样反对欧洲战争。他不喜欢常备军，既因为他们花费高昂，也因为他们给政界注入好战性。他声称，“我们应该用资金和船只支持欧洲大陆的盟友”，不过“鼓励大量英国人以战争为业对我们的自由而言是危险的，也会破坏贸易”。

欧洲以外的世界截然不同，而在英国，皮特十分有闯劲儿。1756年，米诺卡岛（Minorca）被法国夺走，大量民众涌上大街要求英国为夺回该岛而战。皮特在一片激昂的战争情绪中初露锋芒，一举成名。他被誉为“伟大的下院议员”（Great Commoner），堪称第一位真正受欢迎的政治家。约翰逊博士认为“沃波尔是国王给予民众的大臣，皮特则是民众给予国王的大臣。”

1756年至1763年之间的七年战争（Seven Years War）波及全球，被认为是第一场真正的“世界战争”。矛盾的源头在欧洲大陆，基本上是与腓特烈大帝统治下日益崛起的普鲁士结盟的英格兰，和法国、西班牙和俄国三国同盟之间的矛盾。战争很快蔓延到这些势力在美洲和亚洲发展迅速的交易站。英国的立场和国王相同，明确支持普鲁士，这表现在很多酒馆以普鲁士国王和盟军将军格兰比侯爵（Marquis of Granby）命名。皮特尽量避开这场战争，向普鲁士提供资金和一些军队，但把主要精力放在海军和海外。

威廉•皮特，伯爵，他在欧洲、印度、美洲部署的全球战略为大英帝国奠定了基础。

在印度，莫卧儿王朝瓦解，一位法国将军约瑟夫•迪普莱（Joseph Dupleix）趁机从英国东印度公司手中夺取马德拉斯（Madras），从而控制了印度南部大部分地区。迪普莱势如破竹，直到被时年23岁、才能出众的尉官罗伯特•克莱夫（Robert Clive）阻截。1756年，一名印度官员奉法国人之命抢占了该公司位于加尔各答的交易站，他在交易站的地窖里囚禁并闷死了123名欧洲人，这被后世人称作“加尔各答黑洞”（the black hole of Calcutta）。克莱夫率领一支3200人的军队前来报仇，他在普拉西战役（the battle of Plassey）中打败了一支4万人的印度军队，主要是用炮弹将敌人吓退。1759年，法国进攻马德拉斯被打败，加尔各答、马德拉斯和孟买重回英国东印度公司之手。维多利亚时期的人认为“一个不留神”，大英帝国便萌芽了。这更是克莱夫的个人努力所致，而不是伦敦方面的部署的功劳。克莱夫后来被议会指控存在严重的腐败问题，他的回答是，考虑到他的成就，“我的天，主席先生，此刻我对自己的节制大吃一惊。”

1754年，英国在美洲大陆与法国产生摩擦，一个名叫乔治•华盛顿的年轻英国军官进攻“新法兰西”（New France）堡垒，然而进攻失败了。该区域从加拿大经由俄亥俄和密西西比河向路易斯安那扩展，几乎包围美洲东海岸的13个“新英格兰”殖民地。1758年，皮特在美洲重启战事，英国重兵开进俄亥俄山谷，占领法国领域，重要堡垒德奎斯尼（Dequesne）改名为匹兹堡。英国将军詹姆斯•沃尔夫（James Wolfe）率兵沿圣劳伦斯河北上，于1759年占领法国殖民地魁北克。沃尔夫率兵趁夜色攀上被称为“亚伯拉罕高地”（Heightsof Abraham）的毗连悬崖，从而一举拿下此地，据说沃尔夫一边走一边背诵托马斯•格雷（Thomas Gray）的《墓园挽歌》（Elegy Written in a CountryChurchyard）。他在接下来的战役中牺牲，用生命歌颂了格雷的诗句：“光辉的道路终通往坟墓。”不过此时，法军已经被赶出加拿大大多数地区和如今的美利坚合众国国土。

1759年是不可思议的一年，霍勒斯•沃波尔（Horace Walpole）表示“捷报频传，胜利钟声响个不停”。1760年，皮特的战略打破了法国缔造一个南起孟加拉、北至蒙特利尔的宏伟帝国的美梦。他利用海外作战大败四方，尤其是普鲁士腓特烈大帝，从而在欧洲打击法国势力的政策取得了成功。据他说，他已经“在莱茵河畔赢了加拿大”，并羞辱了那个一向比英国更辽阔、更富裕、更恢宏的国家。皮特的成就是对积极外交政策的精妙阐释，这是英国历史上一个伟大的篇章，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沃尔夫在魁北克之死。这场胜利标志着英国最终取代法国，成为北美洲的霸主。

1760年，乔治二世去世，他的继承人不是先他死去的儿子弗雷德里克，而是他的孙子、时年22岁的乔治三世（1760—1820年在位）。与其祖父一样，新登基的乔治三世不喜欢皮特，认为皮特“心肠黑如蛇蝎”，之后皮特功成身退，便被摒弃一旁，成为一名坏脾气的下议院普通成员，但同时也是一名深受民众爱戴的战士。1763年签订的《巴黎条约》（Treaty of Paris）肯定了皮特的成就，该条约承认不列颠是印度、加拿大和大部分西印度群岛领土的主人。然而帝国的形成绝非轻而易举，国债翻了一番，国家年度收入的利息损失了一半。

年轻的乔治三世曾在短时期内不明智地试图恢复斯图亚特王朝的君主特权。他大言不惭地表示，他并不是德国移民，而是“土生土长的英国人”，还与他的老导师比特伯爵（Earl of Bute）和罗金汉侯爵（Marquis of Rockingham）一起组成了执政班子。他以为自己可以像沃波尔一样，通过操纵赞助对象搞定下议院。为了收拾皮特留下的经济烂摊子，乔治三世政府开始征收各种税款和印花税，其中印花税遭到了美洲殖民地的强烈抵制，随后还对玉米、纸和茶叶进一步征收关税。这些苛捐杂税旨在减轻国债压力，但却明显损害了新殖民地的核心目标，那就是促进贸易发展。

18世纪中叶，工商业成为英格兰发展的关键。18世纪初，英格兰、威尔士和苏格兰的总人口有500万，到18世纪中叶已经几乎翻了一番。在工业革命的影响下，制造业生产力不断增强；河运畅通，工厂拔地而起；运河的开凿缔造了新的运输网，产品自由流通。18世纪80年代，纺纱机、蒸汽机和铁条的最初专利权到期失效。英格兰新型黄金煤炭资源充足，在其推动下，珍妮纺纱机和蒸汽机的数量激增。大量产品需要不受欧洲政策影响的市场，换言之，需要一个帝国。

皮特隐退下议院，乔治三世在议会找不到一个凝聚力强的政党或意见团体来组建政府。乔治三世如今不得不亲自挑选大臣，而不是现成的由下议院推荐的大臣，他的内阁每年一换，与他针锋相对的皮特却每日在伦敦街头接受人们的欢呼。这种局面无法长久维持，1766年，乔治三世最终恳请皮特再度执政。皮特此时身体抱恙，患有痛风，在下议院发言的时候，他经常穿着厚厚的法兰绒衣服，拄着拐杖。他同意出山，条件是他要以查塔姆伯爵（Earl ofChatham）的身份进入上议院。被誉为“伟大的下院议员”的皮特的这个要求令托马斯•格雷惊骇不已，格雷称其为“想不到如此伟人竟做出此等懦弱之事”。查塔姆伯爵很快变得消沉，深居简出，一度曾躲在房内数日不出，要旁人从门缝递饭菜给他。两年后的1768年，他以健康不佳为由辞职。

埃德蒙•伯克：爱尔兰的激进主义者，他将议会议员（MP）定义为“代表”（representative），而不是“委派”（delegate）。

皮特下台之时，与皇室或贵族赞助截然不同的平民政治开始显现出来。1763年，米德尔塞克斯郡一名蛊惑人心的议员约翰•威尔克斯（John Wilkes）因抨击政府被囚伦敦塔，具体事由是他抨击“国王的演讲”。他后来再度被选民们选为伦敦市市长，虽然议会予以否决，但却得到了大法官等人的支持。皮特发表了著名演讲，为约翰•威尔克斯作辩护，他认为，不论性格如何，威尔克斯都是“英国子民，他拥有某些权利，这些权利是法律赋予的，也只有法律才能剥夺他的这些权利”。皮特表示，不受限制的权力“往往会侵蚀拥有这种权力的人的意志，我知道，诸位大人们，这是法律的终点，也是专制的起点”。威尔克斯随后就职。此事令乔治三世愤恨不已，但却鼓舞了伦敦市民。威尔克斯话锋犀利，措辞巧妙。山明奇勋爵（LordSandwich）当着威尔克斯的面诅咒他迟早会“被绞死或染瘟疫而死”，威尔克斯回答道：“阁下，这要看我到底是拥抱你的原则还是你的情人。”

1774年，一名祖先来自爱尔兰的年轻议员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获得了布里斯托尔的议席。他在新选民面前发表了演讲，他认为议员的角色是民意的代表，而不是权力的委托人。他表示，议员“不是布里斯托尔的一员，而是议会的一员……他用他的判断为你们负责；如果他盲从于你们的意见的话，他就背弃了为你们服务的初衷”。威尔克斯和伯克的激进主义确定了与政府相对立的议员权利，为19世纪的改革时代奠定了基础。但在那之前，他们的激进主义接受了实践的检验，与此同时，皮特所缔造的新帝国的某个重要角落以惊人之状迅速瓦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