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格兰简史 The Road to Reform　改革之路(1815—1832)

英格兰简史 The Road to Reform　改革之路(1815—1832)

滑铁卢战争之后，维也纳会议被视为欧洲民主的一大胜利，其实这次会议极其保守。此次会议惩罚了法国的革命行为，巩固了奥地利、西班牙和俄国的专制统治，但却无法抑制革命的精神。潘多拉魔盒已在美国打开，已经席卷了法国。革命的幽灵在欧洲各国徘徊，英国似乎难以避开。从1812年至1827年，英国政府处于利物浦伯爵（Earlof Liverpool）的领导之下，他生性十分保守，据说他为了维持天地混沌状态，宁可反对上帝造物。此时的英国处于历史上的关键时刻，而他是其领导人。革命风暴横扫欧洲各国，自1688年光荣革命以来基本保持不变的英国宪法如何保持屹立不倒之势呢？

彼得卢屠杀使得利物浦勋爵政府陷入恐慌。然而，这次事件最终成为了推动议会继续进行公民权改革的契机。

法国战争结束之后，20万名被遣散的士兵和水手涌入劳动力市场。政府支出下降，经济衰退，社会动荡不安。1815年议会仍然代表着有土地者的利益，议会制定《进口法案》（Importation Act），向进口小麦征收关税，作为维持农业收入的一种手段。这项“谷物法”提高了面包的价格，在城市引起骚乱；而在工厂， 勒德派成员注30捣毁了机器设备。这股骚乱在各郡县广为传播，令当局惊骇不已，也让人回想起不久前巴黎的“无套裤汉”（即平民）。

图中是1840年左右的英国利兹市。新兴工业城市的崛起威胁着未经改革的不相关政府部门。1832年通过的改革法案将它们纳入政治改革的范畴，进一步改革已经无可避免。

1819年，民众在曼彻斯特圣彼得广场举行和平示威活动，惊慌失措的军队闻讯赶来驱散人群，结果造成15人死，600余人伤。此次事件被称为“彼得卢屠杀”（PeterlooMassacre），不无讽刺意味地暗指滑铁卢战役。利物浦伯爵（Earl of Liverpool）在震惊之余制定了严苛的“六条法令”，与昔日皮特的严厉措施不相伯仲，法令限制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和集会自由。为了免受牢狱之灾，雪莱（Shelley）的反政府诗句—“我在路上偶遇屠杀/他带着一张貌似卡斯尔雷的面具”竟然无法发表。旨在促进改革的集会被视为“公然谋逆之举”。第二年，5名共和主义者在伦敦卡托街（Cato Street）开会，商讨刺杀内阁成员的行动，这起阴谋在最后一刻被挫败。

英国的政治体制在这种紧张形势下勉强支撑。即使君主政体似乎也是不牢靠的。罹患精神病的乔治三世又瞎又聋，被长期幽禁在裘园（Kew），直到1820年去世。他的继承人乔治四世（1820—1830年在位）贪吃贪玩，挥霍无度，一心想超越拿破仑的排场。在举行加冕礼之时，他身穿抄袭拿破仑黄袍的服装。与他日渐疏远的妻子布伦瑞克的卡洛琳（Caroline of Brunswick）特意从法国赶来出席他的加冕礼，他被妻子的出现吓了一大跳。卡洛琳的外貌和举止虽并不怎么讨人喜欢，但乔治四世着实不受欢迎，伦敦市民们欣然拥护她。乔治四世无法依靠守卫，只好雇用暴徒将卡洛琳赶出威斯敏斯特大教堂。她用力敲门，要求让自己进去。之后没过多久，她便一命呜呼，原因可能是服药过量。

工业进步改变了不列颠的人口结构。除爱尔兰之外，不列颠群岛总人口1700年时有500万，还没有中世纪时期的两倍，人口超过一万人的地方城镇只有5处：约克、布里斯托尔、诺威奇、埃克塞特和纽卡斯尔。1800年，总人口升至900万，并在接下来的25年间增至2000万。人口增长的主要因素是城市化和营养改善，城市化似乎延长了人口寿命，并提高了生育能力。曼彻斯特、伯明翰、利兹和谢菲尔德……教堂林立的古老城市被新的工业城市淹没。这些工业新城把大量烟雾排入空中，令人感到既敬畏又恐惧。

这些变化使英国成为世界上首个工业国家，不过也给议会带来了沦为政治摆设的风险。英国各选区无法反映新英国的意志，英国领导阶层仍是本土寡头政治模式。地方政府由区议员、教会委员会和治安法官组成。英国国教停滞不前，牧师兼管多个教堂，他们只管从教区搜刮钱财，却把教区事务留给助理牧师打理。自15世纪以来就再未修缮的教堂建筑东倒西歪，一仰头就能看见天空。不信奉国教的人的数量很快和英国国教徒数量相差无几。小皮特的《结社法》（Combination Acts）仍禁止工会的存在，互助会遍地开花，贵族和教会成为新的领导者。政府把爱惹事儿的记者关进监狱，譬如反君主主义者利•亨特（LeighHunt），还有抨击“自治区商人、闲职人员和中饱私囊之人”的保守激进派人士威廉•科贝特（William Cobbett）。政治观点百花争鸣。19世纪20年代，《曼彻斯特卫报》（Manchester Guardian）、《利兹信使报》（Leeds Mercury）和《苏格兰人》（Scotsman）等报纸出现在街头，目标读者是没有选举权的普通市民，其出资人也是没有选举权的商人。

旧托利党人和新托利党人：威灵顿（左图）以及皮尔，持有异见的保守派，确保改革持续稳步向前。

对这些反应最为强烈的是包括威灵顿公爵等在内的一些托利党人，他们的应对措施是镇压异见人士。其他人意识到，政治生活中某些反映英国新貌的变化是不可避免的。利物浦伯爵虽十分保守，但他却是天才的实用主义者，他把保守和实用两种元素融合于一身。在内政部，罗伯特•皮尔（Robert Peel）在哲学家杰里米•边沁（Jeremy Bentham）和监狱改革活动人士伊丽莎白•弗莱（Elizabeth Fry）的影响下废除了监狱体系的一些恶行。他大幅削减死刑犯的数量，并在后来为伦敦组建了一支无武装都市警察队伍。伦敦警察被称为“博比”（bobbies）和“皮勒”（peelers），便来源于他的名字。贸易委员会主席威廉•赫斯金森（William Huskisson）通过调低进口关税，从而降低了粮食价格。1830年，在利物浦至曼彻斯特铁路的开幕式上，他不幸丧命，成为第一个死于火车事故的乘客。

利物浦伯爵内阁此时的明星是坎宁•坎宁在决斗事件后被流放，结束流放生活后，他返回外交部就职。他对英帝国持自由主义观点。1823年，他支持门罗主义在南美洲的不干涉原则，呼吁“新大陆修复与旧世界之间的平衡关系”。这激怒了憎恶“新自由主义”的乔治四世。坎宁后来支持拜伦呼吁希腊脱离土耳其自治的运动。

1827年，利物浦伯爵中风，坎宁接替他出任首相一职，却在上任后不久突然去世，改革派托利主义一时间陷入危机。身体抱恙的乔治四世在绝望之下向保守派英雄威灵顿公爵求助，请他出山主持大局。威灵顿公爵虽反对公民选举权改革，但却继续实施零星改革。他需要议会坎宁追随者的支持，他废除了查理二世制定的《宗教考察法》和《公司法》，规定只有英国国教徒才能担任公职，此举给不列颠各地地方政府注入了一股新的激进主义血液。1892年，威灵顿公爵在爱尔兰推动天主教解放，这吓坏了保守派人士，小皮特也曾在此事上栽过跟头。这对英国议会产生了极大影响，最终许多爱尔兰天主教议员越来越致力于实现爱尔兰自治。改革引起了威灵顿公爵这位资深政界人士与温切西伯爵（Earl of Winchilsea）两人的奇怪决斗，温切西伯爵指责威灵顿公爵背叛了新教事业。与坎宁和卡斯尔雷的决斗不同，两人的决斗均没有射中对方。

1830年，乔治四世在温莎去世，他去世时浑身肿胀，受人厌弃，备受嘲弄。他登基后，曾要求内阁筹集55万英镑帮他还清债务。他下令亨利•霍兰德（Henry Holland）重修卡尔顿官邸（Carlton House）和布莱顿宫（Brighton Pavilion），接着要求约翰•纳西（John Nash）重建白金汉议院（BuckinghamHouse）作为他的伦敦住所，这便是后来的白金汉宫。乔治四世还下令纳西提交一份规划图，将圣詹姆斯广场和摄政公园连接起来，这是伦敦唯一一份可以与罗马、维也纳和巴黎的城市规划图相媲美。此时的乔治四世身材肥胖，已经住进了温莎城堡。他死后，《泰晤士报》评论道：“已故国王无法引起人们的一丝怜惜之情。”之后王位传给了乔治四世时年64岁的弟弟威廉四世（1830—1837年在位）。威廉四世是一位失败的海军军官，他从没料到自己会当国王，当然对王位也没什么兴趣。一个名叫桃乐西•乔丹（Dorothea Jordan）的女演员是他的长期情妇，两人共同生育了10个子女，但他却没有一位合法的男性继承人。

纳什的摄政街是在摄政王的授意下建造的，由此成为伦敦唯一能与欧陆国家首都相媲美的建筑风貌。

1830年，选举的唯一话题是公民选举权改革。托利党人虽是多数派，但威灵顿公爵却不识时务地表示目前的公民选举权状况十分理想，“只要我有一席之地……我就始终觉得自己有责任抵制”任何改革举措。民众拒不让步，在激动之余冲上街头抗议。内阁众大臣没有武装警卫的陪同哪儿都不能去。威灵顿公爵没有通过信任投票，被迫辞职。

时年66岁的贵族、辉格党领导人格雷伯爵（Earl of Grey）出任首相一职，他身边亲信有思想开明的墨尔本勋爵（Lord Melbourne）、帕麦斯顿子爵（ViscountPalmerston），还有一位才能出众、思想激进的律师亨利•布鲁厄姆（HenryBrougham）。他们致力于改革，托利党人一分为二，一派是保守“极端主义者”，另一派是改革派“坎宁分子”，两派展开了激烈较量。1831年3月，辉格党人约翰•拉塞尔勋爵（Lord John Russell）向下议院提交一份改革法案，该法案要求废除旧塞勒姆（Old Sarum）等60个腐败选区，再减少47位多方代表，因此将1800年英格兰—爱尔兰《联合法案》之后的658名议员减少至168人。公民选举权的范围适当扩展，由原先的40万名公民增至65万人，但曼彻斯特、伯明翰和利兹等大型工业城市有史以来第一次派代表进入议会。

这份改革法案以608票的超高赞成票在下议院通过，但却在委员会审议时被托利党人否决。4月，格雷伯爵辞职，他召开单一议题选举，就赞成或反对改革法案进行投票。全国各地成立政治联盟，第二次选举以赞成改革的压倒性优势恢复了下议院的地位。1831年9月，拉塞尔的改革法案再度提出，在下议院通过，但却在上议院被否决，主教们21人弃权，22人反对。布里斯托尔、诺丁汉和德比等地爆发骚乱。威灵顿公爵的绰号是“铁公爵”（Iron Duke），这不是因为他在滑铁卢战役中大败拿破仑，而是因为他不得不在自家窗户上安装金属护窗。传言说有武装组织形成，民众拒绝纳税，银行的钱也纷纷被人取走。人们惧怕已久的1789年状况再次上演。议会和国王该如何应对呢？

1831年12月，拉塞尔的改革法案内容经过弱化之后，第三次提交上去，但再次被上议院否决。格雷伯爵此时要求国王“创造”足够多的议员，好通过这项法案—这种策略曾被安妮女王采用过，用来通过1713年的《乌得勒支条约》。然而在1832年5月，格雷的这个要求被国王拒绝，他再次辞职，并警告国王说“时代精神的凯歌高奏，抗拒时代精神便是自寻死路”。在接下来的数周，宪法政治命悬一线。威廉四世传唤威灵顿公爵组建新政府，但威灵顿公爵不能这么做，他明白大势已去，于是建议国王立即答应格雷伯爵的要求。同为激进人士的斯坦利勋爵甚至要求整个旅的禁卫军被授予爵位。

面临着前景不佳的现状，上议院屈服了。1832年6月7日，伟大的《改革法案》（Reform Act）成为法律。大多数腐败选区消失了，125个新议席出现。公民投票权增加了大约60%。虽然投票权仍是基于财产而定，而且只有男人才能投票，但投票权不再神秘，大坝决堤了。英国内战以来，英国第一次实现新的权力分配。格雷伯爵承诺进一步的改革将“随着民智提高和时代需求”向前发展。不过言外之意是，改革必将发展。1832年是英格兰历史上的伟大转折点之一。暴力起义被预先阻止，这是因为英国议会和政界顺应了时代要求，并予以积极回应，虽然这种回应有点姗姗来迟。1832年的“革命”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光荣革命”，而不是1688年的那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