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法语两样情

一种法语两样情

盎格鲁-诺曼语与巴黎人所讲的标准法语在几个方面有着不同之处。首先，巴黎法语，即所谓的法兰西语（Francien），很少有w这个音。所以，巴黎人唸quit、question、quarter等类似的单词时，qu的u都不发音，只念k的音，而诺曼人则完整拼成kwit、kwestion、kwarter。

同样，标准法语构词中的cha-结构被诺曼人以ca-代替。所以就有了carry和charrier、cauldron和chaudron、cattle和chattel（英语中保留了chattel）。诺曼人使用的后缀是-arie和-orie，而法国人使用的是-aire和-oire，这样英语和法语单词才会有victory和victoire、salary和saloire的比较。盎格鲁-诺曼语在August、forest和beast这样的单词中保留了s，而法兰西语则逐渐用抑扬符号取代了s，比如Août、forêt和bête。

诺曼法语，就像之前的日耳曼语一样，对英语词汇的形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英语中有大约一万个单词来自诺曼法语，其中的75%至今仍在被使用，比如justice、jury、felony、traitor、petty、damage、prison、marriage、sovereign、parliament、govern、prince、duke、viscount和baron等。

实际上，英语中与司法和政府有关的词汇几乎都来自法语，与贵族阶级有关的词汇也是如此，除了king和queen这两个词——这稍稍有点奇怪。同时，一些英语词汇也进入了法语中。有时候我们根本搞不清楚是谁借用了谁的词汇。比如，到底是英语借用了诺曼语中的aggressive，还是诺曼语中的agressif来自英语，还有英语中的intensity是否来自诺曼语中的intensité。

不过，在句法和语法等方面，诺曼人对英语的影响则没有那么大。只有像court martial（军事法庭）、attorney general（总检查长）和body politic（政治体制）这样的词组反映出了法语中词组的排列习惯。

由于英语还没有成为官方语言，300年来它一直只在老百姓中使用。由于缺乏一种文化上的核心力来为英语设定一个标准，各个地区使用的英语就出现了很大的差异。巴伯（C.L. Barber）就曾指出：“早期的中古英语给人的印象是各种口音混杂，没有在发音或者拼写上有一个普遍的标准，语法和词汇上也存在很大的分歧。”但最终，英语还是流传了下来。

英语语言让人觉得不可思议的地方，就是它经过长期的历史变迁仍然得以流传至今。回顾英语的发展史，会觉得英语失传是一件无法想象的事情，但其实人们是很容易放弃自己的语言的，就像凯尔特人在西班牙和法国就放弃了自己曾经所说的凯尔特语，而维京人在诺曼底也完全放弃了自己曾经所讲的斯堪的纳维亚语，或者像意大利人、波兰人、非洲人、俄罗斯人和其他地方的人一样，他们来到美洲后就完全忘记了自己的母语。

但是在不列颠，尽管历史动荡不安，英语却存活了下来。这一点的确极具讽刺意味，英语曾经被认为只是贩夫走卒们使用的低贱语言，现在却成为了这个世界上最重要、最成功的语言。

正是英语这种不受重视的地位，使它成为一种比较简单、没有太多复杂变化的语言。鲍（Albert Baugh）和凯布尔（Thomas Cable）就指出：“由于英语是下等平民的语言，使它在语法上的变化悄然进行，没有受到任何阻碍。”我们已经知道，在古英语中绝大部分动词不仅变化形式复杂，辅音也会从一种形式变化到另一种形式，但是这些变化最终也得到了规范，只有一种变化保留至今，那就是从was到were。

这种简化最直观的例子来自《彼得伯勒纪事》（Peterborough Chronicle），这是彼得伯勒的僧侣们每年对盎格鲁-撒克逊人生活的记录。他们在1131-1154年这23年间一直在记录每年所发生之事，直到国家发生动乱才停止。这一时期，英语正经历着重大改变。这本书的第一部分以古英语写成，但是到了1154年，书中所用的语言已经大大简化，即没有阴性和阳性之分，没有了词尾和动词词形的变化，拼写也变得更加简单。如果是现代人读到这本书，前半部分简直就是外语，而后半部分才是不折不扣的英语。中古英语的时代自此开始。

几件大事的发生也促成了这种语言的变革。一个是1204年诺曼底国王约翰输给了法国国王。由于英吉利海峡将不列颠与欧洲分隔开来，诺曼底国王开始认为自己并非法国人，而是英国人。诺曼人和不列颠人的通婚也大大促进了这一想法，这种结合生下的孩子从他们的父亲那里学会法语，但从自己的母亲和保姆那里却学会了英语，而且他们觉得说英语更舒服。我必须澄清一点，诺曼人对英国人并没有敌意，征服者威廉也力图学习英语，尽管没有成功，但也从来没有试图扼制过英语的发展。

慢慢地，英语开始占据主导地位。法语仍然还是上层社会使用的语言，直到1362年，召开议会时使用的仍是法语，宫廷中使用法语的时间更长，但只是在正式场合——就像在天主教堂中使用拉丁语一样。这两种语言并存了很长一段时间，至少在英国诗人乔叟生活的时期还是这样。

巴尼特（Barnett）就发现，温莎学院的院长给亨利四世写信的时候会无意识地同时使用英语和法语。这是在1403年，乔叟死后的第三年，很显然，这个时候法语仍没有完全被废弃，但已经走到了尽头。

到12世纪末，一些诺曼人的子女在上学之前仍然要学习法语。到14世纪末，牛津大学规定部分课程必须用法语教授，防止法语完全被弃用。这一时期的某些法庭文件的文法显示，尽管判决是用法语陈述，但其思维方式完全是英式的。

只有有钱人才会送自己的孩子去巴黎学习那种时髦的法国中部口音，那时这种口音的法语基本上已经是另一种语言了。《坎特伯雷故事集》就很好地证明了这一点，乔叟写道其中一位小修道院院长讲的是一种只在伦敦流行的法语，因为他不会说巴黎法语。

又粗俗又怪腔怪调的多喉音的盎格鲁-法语已经成为了巴黎人的笑柄，也成为了对流行于英格兰的法语的最后一击，也是最具讽刺性的一击。诺曼贵族们不再愿意保留这种让人瞧不起的语言（而且他们自己还讲得不好），转而更愿意讲英语。这种意愿如此强烈，以至于1415年亨利五世在阿金库尔召集部队时竟用法语对英语的威胁来鼓舞士气。

最后英语终于占了上风，尽管这时的英语显然已与阿尔弗雷德大帝或者比德那个时候的古英语全然不同了。实际上，我们看不懂的古英语，乔叟也完全看不懂，因为古英语在诺曼人征服不列颠时期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它在语法上更加简单，词汇也大幅地增加了。比如，除了古英语中的motherhood，英语中现在又有了maternity；除了friendship，英语中又有了amity；除了brotherhood又有了fraternity等相近的词汇。

斯堪的纳维亚语和诺曼语的来势汹汹使盎格鲁-撒克逊语遭受沉重的打击。据估计30000个盎格鲁-撒克逊词汇中有85%因为丹麦语和诺曼语的冲击而消失。这就意味着只有4500个古英语词汇被保留了下来，即《牛津英语大词典》中总词汇量的1%，而且这些词是英语中最基本的词，比如man、wife、child、brother、sister、live、fight、love、drink、sleep、eat、house等。这些还包括语言中比较简短的“功能”性词，比如to、for、but、and、at、in、on等诸如此类的词。

因此现代英语书面语中至少有一半的词源于盎格鲁-撒克逊语。根据麦克拉姆引用的另一项研究结果，每100个最普通的英语单词中就有1个源自盎格鲁-撒克逊语。今天人们总是从本能上更愿意使用古老的盎格鲁-撒克逊语。西米恩·波特就曾经巧妙地论述过这一点：“我们更愿意用hearty welcome，而不是cordial reception来表示受到的热情款待。”

人们总是认为，英语的词汇总量之所以如此庞大主要是因为它受到了不同语言的影响，但实际上，我们总是热衷于各种不同的表达方式，这才是更深层次的原因。这一点在盎格鲁-撒克逊人的早期诗作中就可见一斑，他们总是喜欢使用各种同义词来表达自己的思想。即使不列颠并没有再次遭到其他部落的入侵，其语言中肯定也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同义词。

因为其他语言的影响，英语获得了极大的发展，这一点确实没错。但其实我们也可以这样说，其他语言中的词汇能进入英语，更重要的原因是英语具有更大的包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