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格兰简史 The Welfare State　福利国家(1945—1979)

英格兰简史 The Welfare State　福利国家(1945—1979)

随着欧洲战争的结束，政治重新回到正常轨道上来。丘吉尔所领导的联合政府解散。1945年7月5日，英国旋即举行大选，此时远东的战事仍在继续。英国自1935年以来一直渴望民主，长期隐藏的矛盾此时浮出水面，民众对战时环境极其不满，渴望迎接新事物。昔日的联合伙伴如今互相看不顺眼。丘吉尔认为工党的社会主义提议具有“盖世太保”意味。工党政治家安奈林•贝文（Aneurin Bevan）自称“对托利党深恶痛绝……在我看来，他们连流氓都不如”。选举结果十分明确，工党首次大获全胜，获得393个席位。自由党人惨败，仅获得12个席位。丘吉尔被拒之门外，这一点令他惊诧不已。和祖先马尔堡伯爵一样，他意识到战争的胜利很少能引起英国民众的感激之情。属于他的胜利时刻已经过去，他被无情地扔在一旁。

新政府洋溢着乐观主义精神。新首相是工党联合领导人克莱门特•艾德礼（Clement Attlee），他为人谦逊，丘吉尔悻悻地表示：“因为没什么可不谦逊的。”艾德礼亲自开一辆小车载着妻子，下车后步行前往议会，然后穿过公园到俱乐部吃午餐。艾德礼是新政府的完美领导人，他带领一帮手下扬起新政府的风帆，这些手下的任性和自大也许会很快导致触礁事件发生。新内阁成员如下：说话直率的工会领袖欧内斯特•贝文出任外交大臣，脾气暴躁的安奈林•贝文出任卫生大臣，赫伯特•莫里森（Herbert Morrison）出任副首相。新内阁很多人虽在战时联合时期一起共过事，但是他们彼此之间的关系并不太好。贝文听说莫里森称其是“自己的死敌”之后，回答道：“只要我还有口气在，他就不是。”

工党努力保持战时的紧急精神，声称帮助英国打赢“二战”的计划经济应该予以保留，“以赢得和平”。甚至比“一战”时还要变本加厉的是，国家控制扩大到英国社会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工党利用国家控制，试图实现空想社会主义。早在1942年最黑暗的日子，《贝弗里奇报告》（Beveridge report）就已经提出建设一个新的福利国家，国家对每个公民的“生老病死”负责。1944年的一份白皮书也认为，未来国家有责任维持高而稳定的就业水平，这是中央计划经济的典范。1944年的《巴特勒教育法案》（Butler Education Act）将各地公立学校收归国有。该法案运用最新的教育科学，规定学生11岁时参加统考，根据考试成绩，不分阶级，将学生分配到以下三类学校里：文法学校、技术学校或中等技术学校。当然，这些举措不是社会主义的产物，而是丘吉尔领导下的保守党政府的成果。

1946年的《国民保险法》（National Insurance Act）开宗明义，没有绕弯子。

《国民保险法》重申了《贝弗里奇报告》里的绝大多数提议，其中包括儿童津贴、国民救助金，甚至丧葬补助金。一年之内，国有化扩大到被工党称为“经济制高点”的英格兰银行、煤矿、铁路、航空、无轨运输，后来还扩大到汽油、电力和钢铁。在多数情况下，改革仅仅指财政部购买业已在战时处于国家干预之下的行业的股票。主要受益人是股东。还要修建10个国家公园，前4个公园覆盖了湖泊区、皮克区、斯诺登尼亚山和达特姆尔高原。

1948年，贝文制定了《国民健康服务法案》（National Health Service Act），该法案规定公民免费享受普通医生看诊和医院服务。贝文说道，“我用金钱堵上了他们的嘴”，医学界才不再反对。见文预期的结果是慈善医院和公共设施会像学校一样，转为由地方当局管理。内阁选择了中央公共医疗卫生服务，这样做的部分原因是贝文不喜欢主张地方主义的莫里森。贝文表示“如果一只便盆掉到特里迪加医院的地板上，那么白厅也应该听到响声”。这个原则催生了国民医疗保健制度。当时已经不再是“白厅最具权威性”的年代。在接下来的半个世纪里，全民医疗服务的主要问题在于白厅朝令夕改的做法。

战后的兴奋情绪退却之后，英国似乎再度萎靡不振。城市景观灰暗单调，城市的天空雾蒙蒙的，建筑物被蒙上一层烟灰，大街小巷随处可见战争废墟。战争的混乱局面结束之后，大批士兵回到满目疮痍的家中，婴儿潮出现，犯罪率上升。仿佛是为了逃避，多达5万名英国女性嫁给了美国军人。1946年2月，“玛丽女王”号（Queen Mary）油轮载着344名移民新娘和116个婴儿由东向西跨越大西洋开往美国。与之相对应的，1948年，“帝国疾风”号（Empire Windrush）抵达英国，带来了492名响应伦敦招聘广告前来应征的牙买加人。

死气沉沉的局面愈演愈烈，政府继续实行配给制，面包也在其限制范围之内，要知道就算“二战”时面包也没有定量供应。每个村庄都有自己的黑市和“黑市商人”，这些黑市商人自称能够偷偷弄到东西。人们渴望变化风格。1949年，迪奥时装系列“新风貌”（New Look）在巴黎发布，主打夸张的喇叭裙，不过却在伦敦遭到禁止，直至1949年服装配给制结束。住房严重短缺，成千上万个住房被炸毁的家庭仍住在招待所和收容所，甚至住在伦敦地下火车站。政府没有向私营部门寻求帮助解决住房问题，而是向他们提供建在旧时飞机工厂内的过渡安置房。这些“过渡安置房”的成本是私营部门建造传统房屋的两倍。这项工程很快终止，不过一些过渡安置房如今仍屹立在那里，并在21世纪初期成了人们宝贝的东西，甚至被“列为”历史建筑。

此时的大臣们更爱听对现代建筑的溢美之词，对破敝的市中心区视若无睹，梦想着在郊区大片空地上建立“新的耶路撒冷”。1946年，《新城法》（New Town Act）出台，提出在国内各地建造20个住宅城镇，其中包括克劳利（Crawley）、斯蒂夫尼奇（Stevenage）、雷迪奇（Redditch）、朗科恩（Runcorn）和彼得里（Peterlee）。新城工程以战前花园城市运动为基础，政府的初衷是好的，一心打算为城市居民提供宽余的房子居住，但却忽视了市中心的地方自治主义。“出城”的突然转变引发了“新城忧郁症”。 斯蒂夫尼奇注35的别称是“斯尔金格勒”（Sikinggrad），取自住房大臣刘易斯•斯尔金（Lewis Silkin）的名字。

帝国的终曲：牙买加移民乘坐“帝国疾风”号（Empire Windrush）抵达伦敦寻找工作。

1946年冬天，英国遭遇了史上最低温度，这更是雪上加霜。煤矿冻得结结实实，工厂因燃料匮乏关闭。民众不得不排队购买面包和煤炭，这种无奈而愠怒的境况令人想起了欧洲大陆的难民。1947年1月，肉类配给量削减，还不及战时。对很多人而言，这种情况下的和平就是一场没有杀戮的战争。1947年，内阁最终遭受压力。托利党媒体猛烈抨击艾德礼，他两度遭遇阴谋，有人想让欧内斯特•贝文取代他，不过好在贝文不肯配合。

1947年，美国宣布对欧洲经济实施马歇尔援助计划，借出130亿美元，如今此举被认为是毫无意义的。英国在第一年收到7亿英镑，不过这笔钱全被用作高水平的国防支出，这正合美国心意。作为昔日绥靖政策的主要反对者，丘吉尔此时警告有心之人：“一道横贯欧洲大陆的铁幕已经降落下来”，这道铁幕将自由的欧洲与苏联分割开来。1945年，英国加入总部设在美国纽约的联合国，后者的前身是业已失败的国际联盟。1949年，英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共同缔结了一个更为强大的联盟，这便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ATO），该组织旨在抵御苏联扩张，并且如一句口号所说，“遏制德国人，推美国人上台，赶走苏联人”。英国的世界霸主地位越来越不稳固。1947年，内阁听从已故印度总督蒙巴顿勋爵（Lord Mountbatten）的建议准许印度独立。1948年，英国收回了旧时国际联盟所规定的权力，撤出分割后的巴勒斯坦，这引发了战争。在美国的庇护下，英国的海外政策焦点转移，从维持大英帝国变成遏制共产主义。

1950年2月，工党在选举中以微弱优势胜出。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此时，英国和平时期的国防支出花费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高。为了资助前往朝鲜与美军并肩作战的英国军队，政府提高医疗费用，贝文和其他左派人士辞职。应征入伍的年轻人原本以为已经摆脱战争，此时却突然被运往远东地区，插手别国事务。最重要的是，正是因为这次战场的经历，英国在20年后没有参与越南战争。

工党临下台前的最后举动是执着于“振奋国家士气”，这是1851年泰晤士河南岸世界博览会的重演。“发现之穹”（Dome of Discovery）英国艺术节活动以及工业和艺术展览馆意在用五光十色的现代事物同过去的阴暗作告别。尽管整个夏季雨水连绵不绝，但是这次节日庆祝活动被认为是成功的。同年秋天的第二次选举中，托利党赢得多数议席，时年76岁高龄的丘吉尔再度执政。他上台后第一件事就是下令取消英国艺术节和皇家节日音乐厅（Royal Festival Hall）。新政府打出“控制之火”（a bonfire of controls）的口号，意即使民众摆脱工党战后的严格管制和官僚主义，不过托利党没有废止福利国家或国有化。当前看来，过去半个世纪的福利共识仍然有效，这被称为巴茨凯尔主义（Butskellism），此称谓取自两位当代政治家的名字，一位是中左翼的休•盖茨克（Hugh Gaitskell），另一位是中右翼的巴特勒（R.A.Butler）。

20世纪50年代的英国仍以世界领导国家自居。孩子们看杂志了解“我们如何打赢战争”；观察世界地图，辨认覆盖全球大片领土的大英帝国。1952年，英国试飞首架民用飞机彗星（Comet）客机，还试验了欧洲首颗原子弹。1953年5月29日，约翰•亨特爵士（Sir John Hunt）领导一组人登上珠穆朗玛峰；4天后，新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加冕登基。这两件事极大地鼓舞了英国民众的士气。女王加冕礼是通过电视播出的首起全国性事件，举国欢庆，盛况堪比昔日维多利亚女王加冕。

年轻的伊丽莎白二世女王在1953年进行了加冕仪式，鼓舞了全国人民的士气。伊利莎白二世女王被预测将在时间跨度和繁荣程度上媲美维多利亚女王。

新女王刚登基，就目睹了帝国的瓦解。在英属殖民地肯尼亚和塞浦路斯，英军奉命镇压暴力起义活动，英国在1956年后本已打算允许加纳独立，不过经此一闹只好押后。同年，丘吉尔的继任者安东尼•艾登（Anthony Eden）使英国陷入帝国事务模式。苏伊士运河公司被埃及收归国有，艾登联合以色列和法国公然侵略埃及，三国联军在塞得港（Port Said）登陆，意图占领运河区。美国政府迫切希望与埃及总统纳赛尔搞好关系，因而对此次侵略大为光火，美国向英国施压，威胁对其实行经济制裁和石油制裁。艾登一看美国要实行经济制裁，连忙做出让步，下令撤回英军。战斗情绪高涨的英国民众支持苏伊士侵略行动，认为撤军之举着实丢脸。这是英国失去其世界强国地位的最后一个标志。美国政府如今才是发号施令的强者。

英国作为全球帝国的势力迅速衰落，通常伴随着暴力抵抗。图中，肯尼亚茅茅党（Mau Mau）俘虏正在接受审讯。

苏伊士事件结束不久，艾登辞职，哈罗德•麦克米伦（Harold Macmillan）继任首相。麦克米伦上了年纪，曾经历过第一次世界大战，他的绰号叫“常胜将军”（Supermac），这颇具讽刺意味。托利党重拾一贯的谨慎作风，使英国远离世界事务。1957年，托利党拒绝签署《罗马条约》（Treaty ofRome），该条约旨在联合欧洲战后主要国家建立共同市场（Common Market）。麦克米伦坚持英国的独立核能国家地位，暗含“坐上座”之意。1958年，反核示威者团结起来，掀起核裁军运动（Campaign for Nuclear Disarmament），示威人群从奥尔德马斯顿（Aldermaston）的原子研究所出发步行至伦敦，这就是后来一年一度的抗议节。文雅一点的变革是，伊丽莎白二世宣布初进社交场合的年轻富家女子不必再每年一次“亮相”白金汉宫。

1959年选举后，麦克米伦获得连任，支持他的是两年前被他称作“从未这么好”的英国民众。不过自我怀疑心态很快就产生了。1962年，美国政治家迪安•艾奇逊（Dean Acheson）表示“不列颠失去了一个帝国，至今还找不到自己的角色”，这句话明显指英国继续远离欧洲事务的立场。同年，政府首次禁止英联邦非白人国家的人移民英国。移民地区爆发种族冲突，尤其是1958年的诺丁山种族暴动。移民劳工为纺织业、卫生和交通领域提供了至关重要的劳动力，而此时政府决定禁止这种特有的帝国遗留行为。内政大臣巴特勒指出“相当一部分世界人口目前有权来这片业已人口稠密的土地定居”。《英联邦移民法案》（Commonwealth Immigrants Act）严重损害了英国的自由主义名声，但却没有产生长期影响，国外出生的英国公民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从1962年的5%上升至20世纪末的10%。

20世纪60年代，和很多执政时间较长的政党一样，托利党人的表现大不如前。1963年，托利党政府最终决定加入欧洲共同市场，不过却遭到法国总统查尔斯•戴高乐的反对；1967年，他再次投了反对票。麦克米伦政府此时忙于应对间谍活动和性丑闻，新闻爆出战争大臣约翰•普罗富莫（John Profumo）的性丑闻。这起丑闻成为英国新兴讽刺行业的灵感来源，令人想起了摄政时期漫画家詹姆斯•吉尔雷（James Gillray）和乔治•克鲁克尚克（George Cruikshank）的辛辣笔锋。1961年，《侦探》杂志（Private Eye）首次发行；1962年，内容麻辣的电视节目《一周拾景》（That Was the Week that Was）首次播出。它们的出现预示着讽刺手法较为保守的老牌杂志《笨拙》（Punch）即将走下坡路。

麦克米伦对于保留英国核武器的决定，引发了民众长达十几年的持续抗议。

工党新领袖哈罗德•威尔逊（Harold Wilson）很快准确把握住了“摇摆的60年代”（swinging sixties）的脉搏。他鼓励工党规范“白热化的”科技进步，重申政府实施经济重建计划的权力。1964年选举中，他获得连任，与1906年的自由党和1945年的工党一样占了行事不拘一格的便宜。威尔逊是一名意志坚定的现代主义者。政府修订了巴特勒的选择性《教育法案》，鼓励“全面”开展中等教育。政府大刀阔斧进行社会改革，这场社会改革的主要发起人是自由派内政大臣罗伊•詹金斯（Roy Jenkins），具体内容包括废除死刑，在法律上放宽对离婚、堕胎和同性恋的限制。1970年，政府颁布《同工同酬法》（Equal Pay Act），规定女性和男性同等工作同等报酬，从而开启了旷日持久的旨在减少社会不平等现象的运动。政府甚至废除了旧时宫务大臣有权审查剧院演出内容的做法，导致一时间舞台上满耳脏话，甚至有不雅内容的音乐剧《毛发》（Hair）在伦敦上演，因而此举是好是坏，不能一概而论。英国的时尚和流行音乐行业蒸蒸日上，闻名世界。1965年，“披头士狂热”蔓延，威尔逊为披头士4名成员颁发英帝国勋章，惹起一片嘲讽声。

工党政府认为更全面的经济规划能够推动竞争力渐失的英国工业走向现代化，不过结果不遂人愿。其失败主要在两个方面：一是没有改革伦敦货币市场，二是没有通过工会改革实现劳动力弹性化，这是因为工党需要工会的资金和选票。1967年，威尔逊不得不利用货币贬值来维持国际收支平衡，他绝望地辩称：“这并不意味着你口袋里的钱贬值了。”货币贬值打击了政府的士气，导致接下来10年间经济政策方面偏离主题，失败主义盛行。

英国的旧患爱尔兰仍是无法治愈的痛。在阿尔斯特，19世纪20年代的分割状态僵化成为新教党派优越性。1968年，一场天主教民权运动被爱尔兰共和军接手，在接下来长达20年的时间内，爱尔兰共和军和英军一直冲突不断。1970年，地方陷入武装混乱，爱尔兰共和军派人轰炸伦敦街道。政府竭尽全力也找不到结束爱尔兰乱局的方法。昔日克伦威尔、威廉三世和劳合•乔治都无计可施，现在同样如此。英国政府又苦苦寻觅了30余年。

有些人认为英国面临着不同的威胁。20世纪60年代，工党政府撤出苏伊士以东的大英帝国殖民地，包括马来西亚、新加坡，最后在1967年撤出也门亚丁。人们认为这标志着英国世界霸主地位的终结。不过帝国并不是这么容易舍弃的。1968年，政府决定准许英联邦现有移民的5万名家眷来英定居，这些移民是根据1962年移民法规获准留居的，不过一项民意调查显示74%的英国民众对此持反对意见。托利党变革派演说家因诺克•鲍威尔（Enoch Powell）称政府此举“疯了，简直是疯了”，他大呼自己眼中的英国街道就像“血沫翻腾的台伯河”。鲍威尔这番煽动性极强的话，再加上他对欧洲的强烈反对，很难被其保守党同僚接受，他失去了反对党领袖的地位，此后他和阿尔斯特腹背受敌的新教徒一拍即合。

1970年，托利党再次执政，悲观的前党鞭长爱德华•希思（Edward Heath）出任首相。经济管理如今是英国政治的主旋律，尤其是政府和工会工人之间的权力平衡。希思表示要同战后共识决裂，宣布将解放市场并解除对公有和私有经济领域的管制，决定洗个痛快的“冷水澡”，最终要带领英国加入欧洲共同市场。1973年，英国加入欧洲共同市场，这引起了民众对英国和欧洲之间关系的讨论，这个话题的讨论要追溯到英法百年战争时期。洗澡水即使一开始比较冷，很快也会变热的。希思政府似乎厄运连连。财政部不得不实施前一任政府不得人心的决定，即改货币为十进制，废除了深受喜爱（却不方便）的1先令等于12便士、1英镑等于20先令的货币制度。伦敦德里郡爆发民权示威活动，伞兵部队奉命镇压，开枪打死了13名手无寸铁的示威群众，这被称作“血色星期天”（Bloody Sunday）。世界石油价格飙升引发通货膨胀，工会和政府之间摩擦不断。希思不得不采取与此前截然相反的立场，意在拯救劳斯莱斯和其他“不中用的”行业。不久矿工爆发大罢工。

英国人创造性地推出著名的Mini车型，但仍不足以确保本国的汽车产业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优势。

内阁的应对措施和20世纪以前所有政府的做法一样。遇到麻烦时，内阁选择加强控制。政府下令在公有和私有经济领域推行复杂的法定收入政策，此举打破和违背了希思的自由市场理念，并进一步引发混乱，其中最严重的是能源供应。1973年12月，战时精神回归，工业实行3日工作周，人们排长队购买汽油，并进行选择性断电。这时的伦敦司机可能会觉得怪怪的，有时后面是明晃晃的街灯，前面却是黑漆漆的一片，颇具讽刺意味，甚至有人表示黑暗里的交通更为通畅。绝望之下，矿工的工资上涨35%，煤炭业在接下来10年内覆亡近半。

20世纪70年代的英国民众自信心崩溃。一度叱咤风云的政府再也无法掌控时局。城市街道抹去了多半战争伤疤，不过取而代之的城市新面貌并没有好到哪里去。现代建筑表明，人们不知风格为何物。伯明翰、曼彻斯特和利物浦等城市中心地带大变身，推倒了熟悉的地标建筑，取而代之的是死气沉沉的混凝土建筑和柏油路。洋溢着“新残酷主义”的摩天大厦、购物中心以及带内置阳台的居民区单调乏味。伦敦差点修建围绕市中心层层发散的“高速公路格”，届时高速公路将从摄政公园北边穿过，白厅很多地方都要被拆除。西欧很多饱受战争蹂躏的城市正在一丝不苟地重建其战前的市中心景观，与此同时，英国建筑师却渴望效仿拆掉重建的现代主义做法。

1974年2月，灰心失望的希思就“谁来治理英国”的问题提前举行选举。艰难的选举活动结束后，选民们回答道：“不是你。”工党政府在一年之内两次上台，第一次出现无多数议会，第二次出现勉强多数状况，不过这届政府仍没什么新招儿，除了把个人所得税最高税率提高到83%，股利税率为15%，而这是和平时期税率之最。经济形势不容乐观。政府消耗掉将近一半国民产值。年通货膨胀率接近30%，经济停滞不前，这种现象被称为“滞涨”。无论1945年以来福利共识如何落实，经济业已无力支付。外国评论员谈起“英国病”的时候，称英国是“欧洲病夫”。1976年，威尔逊把唐宁街10号交给旧同僚詹姆斯•卡拉汉（James Callaghan）。卡拉汉精力充沛，是唯一一个担任过内政大臣、外交大臣、大法官和首相的人。他沮丧地告诉威尔逊：“我今天早晨刮胡子的时候，我心里在想，如果我是年轻人的话，我会移民的。”他坦言自己不知该从何下手。

北海油田虽自1975年起开始出产石油，但其利润只占政府收入很小比例，不足以帮助财政部摆脱困境。1976年，大法官丹尼士•希利（Denis Healey）被迫毕恭毕敬地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借出23亿英镑，为了偿还，他不得不将公共开支预算削减30亿英镑。卡拉汉的观点发生大逆转，认为应该约束行业行为。旧盟友工会的行为令他震惊不已，他问内阁：“你们对不预先通知便离开儿童医院、罢工了事的行为怎么看？”1976年，党内大会召开，他告诫与会人员警惕20世纪40年代的无效解决方案，不能再“大法官大笔一挥保证充分就业……我不怕坦白讲，不能再这么做了”。20世纪公司式政府长期乐观情绪洋溢，从艾德礼的计划经济到威尔逊的政权规划莫不如此，不过无人能够给出解决问题的答案。1976年的货币危机标志着战后共识的结束，而不是后来出现的撒切尔主义。政府可以管控福利，却不能指挥经济为福利买单。经济可不是战场上的军队，任君差遣。

卡拉汉如同对牛弹琴。公有领域的发展壮大了工会主义的力量，他和希思一样，深受其扰，工会工人数量高达1200万，这是前所未有的。作为一股政治力量，工会此时进入垂死挣扎期。1978年至1979年，“不满之冬”（winter of discontent）罢工爆发，差点引发公有领域大罢工。街上堆满了冻得硬邦邦的垃圾，传言有人去世后遗体都无法下葬。据说卡拉汉曾一度对工会领导人说：“我们比你们还可怜。”1979年3月，卡拉汉没有通过不信任动议，苏格兰议员因他拒绝把权力下放给他们而纷纷反对他。他登上了《经济学人》的封面，照片中的他到苏格兰、威尔士和爱尔兰盛装出席各种活动，意在争取保住首相职位。事实证明，他也是被凯尔特人推翻的英国“统治者”。他真正的敌人是民众不再相信政府具备过去半个多世纪内证明过的治国能力。

1975年，托利党改革领导人选举程序，一匹黑马杀出，继任希思首相一职的是时年49岁的玛格丽特•撒切尔。玛格丽特•撒切尔是格兰瑟姆（Gelansemu）一位杂货店商人的女儿，毕业于牛津大学，不过她从来不是她口中所说的孤身对抗男权主义的公立学校女孩。保守党此时迫切想提拔有才华的女性，她因此很快得到晋升。希思执政时，她担任教育大臣。在此期间，她目睹了希思政府不光彩的立场大转变，暗下决心绝不犯这样的错误。她开口不离 约瑟夫•鲁德亚德•吉卜林注36书中的话：“我们一直在犯同样的错误，这对我们没有任何好处。”1979年5月3日，英国选出了史上首位女首相，撒切尔夫人入主唐宁街。她要将吉卜林的理论付诸实践。

玛格丽特•撒切尔是英国首位女首相，她在就职演说中提到，“我们有过无数的教训，这将使我们得到无数的益处。”她是首位公开反对福利政策共识的政治领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