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格兰简史 Thatcherism　撒切尔主义(1979—1990)

英格兰简史 Thatcherism　撒切尔主义(1979—1990)

那时的人们还不了解撒切尔夫人。她所在的党认为她是个外人，甚至参与了针对希思的“农民起义”，希望借此换一个更可靠的希思的接班人。她脾气不好，爱好打扮，独断专行，“见闻不广”。幸好她的丈夫丹尼斯（Denis）性情开朗，他爱打高尔夫球，有点怕老婆，甚至是音乐喜剧《谁找丹尼斯》（Anyone for Denis）的人物原型。据报道，撒切尔夫人的前内阁同僚没有一人将票投给她。

查尔斯王子和戴安娜•斯宾塞的婚礼赢得全球瞩目，彰显出英国人在仪典方面的天赋。

新内阁上台之时，所面临的是上一届焦头烂额的内阁留下的烂摊子。抛却撒切尔夫人的右翼直觉，她上台时没有豪言壮语，只有两点认识：一是各种各样的限制性贸易惯例是英国经济的症结所在，二是民众对国家过度依赖。她认为，希思、威尔逊和卡拉汉皆未能下定决心解决这些问题。“我们之所以把票投给她，不是因为她有多少想法，而是因为她有坚定的信念。”她的一位同僚说。站在唐宁街的台阶上，她引用了圣弗朗西斯（St.Francis）的话：“凡是有不和的地方，我们都要为和平而努力。”（Where there is discord,may we bring harmony.）不过这并不是她的真心话。当时通货膨胀率高达22%，新内阁大法官杰弗里•豪伊爵士（Sir Geoffrey Howe）与1931年的斯诺登一样采取强硬措施。他的1979年预算宣布降低个人所得税最高税率，从原先的83%降至60%；并在通货膨胀急剧之时保护福利性支出和削减公共支出。政府的支持率锐减至不足20%。撒切尔夫人表示自己不会手软，哪怕失业人口数量高达200万。她多次强调：“我别无选择。”事实上，她的行为和1976年的卡拉汉没什么区别。

1981年7月，威尔士亲王查尔斯王子和戴安娜•斯宾塞女爵（Lady Diana Spencer）的“世纪婚礼”短时间缓解了焦躁不安的国民情绪。举国欢庆，人们笑逐颜开。英国人觉得自己还是能办成一件事的。伦敦参加观礼的群众多达60万人，婚礼向全世界实况直播，据说观众超过5亿人次。然而欢声笑语戛然而止，伦敦、利物浦和其他城市的市中心爆发了史上最严重的暴动。暴动的原因有很多，譬如种族冲突、失业和治安不良。这表明，撒切尔夫人的严厉政策不仅未见成效，还引发了严重的社会动乱。364名经济学家联名写信给《泰晤士报》，请求她转变方向。

命运此时给了撒切尔夫人两张牌。卡拉汉下台后，工党推举上了年纪的左翼人士迈克尔•富特（Michael Foot）为其领导人，工党“四杰”随后出走，新创了一个中左翼政党，称为社会民主党（Social Democrats）。此事对工党的影响类似于劳合•乔治昔日对自由党的影响，那就是工党内部分裂，托利党渔翁得利。1981年和1982年某段时间内，社会民主党的民意支持率超过工党，社会民主党领导人罗伊•詹金斯被视为最有可能继撒切尔夫人之后出任首相的人选。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海外形势也帮了撒切尔夫人不少忙。昔日，身为反对派，她发表了一篇好战演说；而一个意外的惊喜是，莫斯科由此称她为“铁娘子”。除此之外，她当时在外交方面并不惹人注目。上台之久，她派外交大臣卡灵顿勋爵（Lord Carrington）前去处理大英帝国最后的事务，打垮伊恩•史密斯（Ian Smith）在罗德西亚的政权，并且创立津巴布韦。类似谈判相继展开，中英两国开始商讨将英属殖民地香港的主权归还给中国。国防大臣约翰•诺特（JohnNott）借此机会结束了皇家海军的“区域外”权力，规定在1982年年中落实。这并未引起多大关注，除了阿根廷军政府，该军政府长期声称拥有南大西洋英属殖民岛福克兰群岛（Falklands）的主权。1982年4月，布宜诺斯艾利斯方面连夜派海军前去抢占福克兰群岛。这虽然是非法行为，但阿根廷有理由认为英国不会对此采取军事行动。

运兵舰“堪培拉”号离开福克兰群岛。这场战争挽救了撒切尔的政治危局，挽回了一丝帝国的脸面，但是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福克兰群岛被占领一事令英国极其震惊，由于缺少政党支持和国内支持，撒切尔夫人面临着被迫辞职的窘境。外交大臣和国防参谋长此时远在国外，撒切尔夫人决定冒险一搏，她以个人名义派一支海军特遣部队前去收复福克兰群岛。此举极其危险，因为撒切尔夫人能依靠的只有她和美国新总统罗纳德•里根所建立的紧密关系。里根虽不肯派兵参与，却也在物资和情报方面大力支持英军，还秘密准备了一架飞机随时待命。两个月后，英军以损失5艘舰船和255名士兵的代价夺回福克兰群岛。

民主从未如此奖励过军事胜利。弗兰克斯勋爵（Lord Franks）对最初的侵略行动展开调查，这次调查巧妙地掩饰了撒切尔夫人没有派兵把守福克兰群岛的过失。她的民意支持率上升了10%，一举闻名世界，并受到了美国总统里根和苏联领导人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的追捧。自丘吉尔以来，还从未有哪位英国首相如此声名显赫。撒切尔夫人乐在其中，也以世界领导人的身份自居。她呼吁南非白人废除种族隔离。她与欧洲联盟（European Union）的新兴社会主义展开日益尖锐的斗争，并在欧盟没完没了的首脑会议上直言不讳地指出问题。她的所作所为虽不圆滑，却着实有效。她表示：“我们还没有成功解决英国边疆的问题，只看到它们被暂时压制……某个欧洲大国通过布鲁塞尔向英国施加影响。”1984年，撒切尔夫人为英国要求欧盟的退款，以表彰英国对欧盟事务所作出的杰出贡献。

1983年，托利党赢得战后最大的选举胜利，作为托利党领导人的撒切尔夫人由此大胆实施“撒切尔主义”（Thatcherism）。不过她得先躲过爱尔兰共和军1984年10月的刺杀行动，当时托利党正在英国南部城市布莱顿格兰德酒店（GrandHotel）召开年会，一枚炸弹在夜深人静之时爆炸。有5人被炸死，不过撒切尔夫人大胆拒绝终止年会，只是要求玛莎百货（Marks and Spencer）第二天早点开门营业，好让受到爆炸影响的代表们有衣服可换。她的表现可圈可点。不过布莱顿年会结束之后，她开始在身边配备安保人员，这使她与同僚和民众的距离拉大。而她只是说道，此事坚定了她推进改革的决心。

政府和以阿瑟•斯卡吉尔（Arthur Scargill）为首的矿工公开发生冲突，罢工的原因是政府计划关闭20口矿井，届时将会有2万名矿工失业。新法规禁止“纠察员”前往罢工地点，规定进行投票，不过斯卡吉尔不肯按章办事，纠纷演变成工人阶级的最后战役。南约克郡一家炼焦厂爆发冲突，称之为“欧格里夫之战”（the Battle of Orgreave），警察和罢工者打了起来，斗争风格和中世纪时期一样，棍棒、石头和骑马作战一样不少。罢工活动持续开展，罢工群众越来越愤恨不已，直到1985年3月才终结。政府随后下令大范围关闭矿井。工会工人还组织了其他斗争，尤其是位于伦敦东部沃平（Wapping）的《新闻国际》（News International）印刷厂。随着传统行业不断衰落，更具竞争力的服务行业创造了大量工作岗位。工会的力量逐渐减弱，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叶，撒切尔夫人的药方似乎终于起作用了。

阿瑟•斯卡基尔（ArthurScargill）发起罢工，反对矿井关闭，体现出劳动阶级走投无路背水一战的特性。最终，撒切尔赢得了对抗工会的胜利。

私有化政策被称为撒切尔夫人的王牌政策，她在这个问题上比较犹豫，因为她已经在20世纪80年代为上台后制定的前3个严苛预算付出过巨大的政治代价。在地方政府，她下令在垃圾收集等方面实施私人招标，并要求现任租户“有权购买”公共房。她对地方政府支出的限制比欧洲其他国家都更加严格，并于1985年废除伦敦的战略管理机构大伦敦议会（Greater LondonCouncil），大伦敦议会当时的领导人是左翼人士肯•利文斯通（Ken Livingstone）。然而撒切尔夫人对煤矿、铁路或邮政的私有化犹豫不决，在她看来，这些行业都是“国有的”。她对英国的认同感极深，具体反映在她称英伦石油公司（Britoil）为“我的油”，并为“我的钱”和欧洲联盟发生争吵。虽然在多数情况下她是皮尔派保守党员，不过她也善于仿效迪斯雷利行事。

1983年，尼格尔•劳森（Nigel Lawson）取代豪伊，出任财政大臣。劳森做过财经记者，是一位热忱满怀的自由市场经济主义者，他认为私有化势在必行。排队争相出售的企业名单表明，在战后共识的推动下，国有化覆盖领域曾经多么广阔，汽车制造、火车制造、石油公司、航空公司、机场、渡轮、海港、电脑生产、电话、钢铁、汽油和电力莫不涵盖其中。战前主要私营的活动被稳妥地卖回给私人。1986年，劳森着手改革迄今仍神圣不可侵犯的领域—金融服务。10月27日，伦敦发生“金融大爆炸”，政府宣布准许外国公司进入受到最谨慎保护的市场，即商业银行，并允许建房互助协会参与竞争。壁垒被打破，曾经的小心翼翼烟消云散。在私有化公用事业股票的推动下，伦敦经济蓬勃发展，直到一年后的“黑色的星期一”。1987年10月，市场崩溃。巧合的是，此时史上最强烈的风暴出现，大风以每小时120英里的速度呼啸而来，英国东南部森林大片倒下，有些人认为这是不祥之兆。不过伦敦金融商业区比树木恢复得还快，其后不到10年时间，伦敦已跻身世界金融中心，可与纽约媲美。不过经济在金融服务方面获得的独立在20年之后造成了严重后果。

此时“撒切尔夫人治下的英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英国从20世纪70年代的创伤中恢复过来，重登欧洲最繁荣国家榜单。大多数人比从前更加富裕，其中包括领取社会保障金的人们，备受媒体瞩目的是汽车开支和“雅皮士”（城市年轻专业人员）房屋。新建大学发展迅速，第一批从这里毕业的学生男女数量相当，工作竞争激烈。1987年，卡里尔•丘吉尔（Caryl Churchill）在《一大笔钱》（SeriousMoney）一剧中讽刺了腰缠万贯的市场交易员和向上爬的工人阶级“埃塞克斯人”。伦敦剧院、伦敦金融区（Canary Wharf）建筑，以及《达拉斯》（Dallas）和《王朝》（Dynasty）等外国引进电视节目成为时髦事物。伦敦和纽约越来越像。如果说20世纪的60年代是食草动物，70年代是食肉动物，那么80年代就是来者不拒的杂食动物。

虽然撒切尔夫人给人留下了冷酷无情的印象，可是事实证明她和她认为臭名昭著的共识之间的关系比很多人认为的更近。她发现很难控制福利开支，整个20世纪80年代，福利开支节节攀升，就连住房补贴的花费也增长了，她特别讨厌住房补贴，除非是发放给置业者的抵押贷款补贴。左翼人士尼古拉•雷德利（Nicholas Ridley）甚至认为1983年政府是“撒切尔荒废的时日”。当然，直到1987年撒切尔夫人赢得第3次选举之时，她才觉得自己强大到足以拿出昔日处理地方政府和国营贸易的劲头，将矛盾对准白厅各部门。在这个问题上，她没有将国民健康保险制度私有化，而在教育方面，她的主张是集中化，而不是私有化。她制定了英国有史以来第一份国民教育课程，课程“核心”是英语、科学和技术，历史和地理地位下降。大学运营方式的改变结束了大学的自主权，这种自主权可追溯到中世纪时期。在1988年白皮书中，教育大臣肯尼斯•贝克（Kenneth Baker）宣称学校课程应该“更贴近商业世界”。这是40年代中央计划的复兴。先前相对独立的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University Grants Committee）被废除，学术评估直接由白厅管辖，学者按照图书出版和论文写作的成果“打分”。

撒切尔夫人精力非凡。她经常熬夜到很晚，喝威士忌提神，第二天又起很早，每天睡眠时间不超过4个小时，起床后，她一边让美发师为自己梳头，一边收听农业新闻。她的私人秘书会到农业部向值班人员转达她对“补贴过度的农民”的强烈不满，这种情况时有发生。然而，20世纪80年代末，她明显力不从心。1989年11月，柏林墙倒塌，她为此欣喜不已。不过她没有把握住时代脉搏，选择强烈反对德国重新统一。在与同僚相处方面，她以自我为中心、恃强凌弱的行事风格导致她和大家合不来，和很多在职时间较长的人一样，她没躲开沦为唐宁街政治阴谋小集团攻击对象的命运。

在执政最后一年，撒切尔夫人的权力瓦解。在1987年的竞选宣言里，她承诺废除地方财产税，代之以“人头税”。实际上，这是自爱德华三世之子冈特的约翰时期以来第一次征收人头税。1989年，苏格兰开始征收人头税，非常不得人心，苏格兰不再支持托利党。在英格兰，从1990年开始征收人头税，由此引发特拉法加广场3月的一场严重暴乱。到1990年年底，280万人拒绝缴纳人头税。托利党议员对人头税对其党连任前景所产生的影响感到近乎绝望。雪上加霜的是，此时撒切尔夫人遭到了她最忠诚的两名下属的背叛，他们是担任大法官的劳森和担任外交大臣的豪伊。两人都希望英国加入新的欧洲汇率机制（European Exchange Rate Mechanism，ERM），这是欧洲共同货币的前身。这个问题在当时看来并非至关重要，不过内阁成员之间的关系异常糟糕，两人分别在1989年和1990年辞职，撒切尔夫人失去了政治上的左膀右臂。1990年11月13日，豪伊发表了具有摧毁性的辞职演说，他提到，自己的同僚在欧洲商谈期间发现“没等第一局开始，球拍就在赛前练球时被队长弄坏了”。

局面迅速紧张起来。长期对撒切尔夫人独裁执政风格不满的迈克尔•赫塞尔廷（Michael Heseltine）有样学样，开始同她争权夺利。撒切尔夫人赢得了首轮投票，不过这次的投票结果不足以避开第二轮投票，届时垫底的候选人将退出选举。在第二轮选举中，她似乎有可能落败。11月2日，她逐个把内阁同僚叫进办公室征求意见。每个人都建议她主动辞职，不要去冒被赫塞尔廷击败的风险，但也没几个人欢迎赫塞尔廷做他们的领导人。这对她而言是一次重大的打击，被称作“唐宁街集体抛弃事件”。令国内外惊诧不已的是，她真的辞职了。宣布辞职的当天下午，在下议院最后的质询时间，工党领导人尼尔•基诺克（Neil Kinnock）试图攻击她，不过他的问题并没什么力度。她后来表示，自己终于可以自由地回击他和所有批评她的人，她对此心怀感激：“否则我可能会哭的。”她大笑着总结道：“我开始享受这一切了。”

玛格丽特•撒切尔的个性是她执政成败的关键，可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她塑造了托利党厚颜无耻、具有阶级偏见的形象，导致托利党被政敌称为“下流”党。她最为人诟病的一句话是：“没有所谓的社会。”（there is no such thing as society.）撒切尔夫人对内阁和下议院牢牢掌控，不过她的判断力不断退化，直至下台。在政治发生根本性改变时，这种判断力尤其羸弱。在大城市，她差点摧毁托利党机器，而在郡县，她又几乎用人头税摧毁了支持托利党的工人。她也未能应付得了那些自古以来喜欢攻击英国统治者、凯尔特人领导人和欧洲大陆各国领导人的其他人。在这些人和很多英国工人看来，撒切尔主义的“遗产”就是倒闭的炼钢厂、寂静的矿井、俯瞰伦敦和港口码头区的冰冷玻璃高塔，以及荷包满满的房地产业金融家。

伦敦爆发动乱，抗议征收人头税，反映出撒切尔改革的不少政策并不符合民意。

撒切尔夫人的执政风格是诺曼式的，而不是撒克逊式的，她是中央集权主义者，绝不是权力下放或自由主义的拥趸。她相信国家权力，认为自己上台后有权行使国家权力。她将很大一部分旧有的公共交易部门出售之后，其余为政府所有的企业处于更严格的私人掌控和财政部控制之下。地方民主是英国85%的政治参与的来源，而其也遭到削弱。法院、大学、教育当局、卫生当局，以及警察曾经相对独立，可是大量立法转移政策规定将这些部门移交给白厅，导致这种独立性被削弱。撒切尔夫人治下的英国是一个总部设在伦敦的政府机器，其法规多是“亨利八世式”条款，大臣们甚至可以在议会不知情的情况下做出决定。

民众对于同性恋行为的普遍接受，推动了20世纪90年代的反歧视立法。

虽然如此，撒切尔夫人也取得了非凡成就。她是半个世纪以来首位获得世界性地位的英国领导人。20世纪70年代的英国曾是“欧洲病夫”，充满自我怀疑和不确定性，首都伦敦的欧洲商业中心地位受到德国法兰克福和比利时布鲁塞尔的挑战。撒切尔夫人结束了这种状态。她重申希思以来悬而未决的“施政能力”的概念，重拾权威、勤劳和道德约束等维多利亚价值观，使英国成为“保姆式国家”，并迅速推广卫生和安全监管。撒切尔夫人执政时期，社会越来越宽容，人们越来越不服从权威。无论她希望如何，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的社会革命不可逆转。有关离婚或堕胎的改革是既成事实。最显著的是，她对公众对同性恋的接受持认同态度，这是她任期内最重大的变化之一。

到20世纪90年代，外国政府成群结队地向白厅寻求有关“撒切尔道路”的建议。在各国缔结战后福利共识的过程中，德国、法国、墨西哥、巴西，甚至美国都曾出现过因罢工而停顿的“不满之冬”。人们相信民主政府有能力建立政治经济，不过这种信念不断消退，因为公有部门似乎超越了经济的承受能力。撒切尔夫人通过重申中央集权恢复控制。她降低了英国的通货膨胀率，从22%跌至4%，并减少了政府对国内产品的占有率，从43%减少至36.5%。她通过平衡预算和私有化的方法，使经济重新走上增长的道路。撒切尔夫人手段强硬，她虽受人钦佩，却很少受人爱戴。但直至1990年，她在三分之一世纪时间内所创造的辉煌是历届英国前首相所不能超越的。